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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在生命中闪光


□ 王新华

让爱在生命中闪光
王新华

  在《把生命植根于现实之中》(《长江文艺》2005年9月号)一文中,我们探讨了宝钗依附世俗生活,总是从现实可能性考虑一切问题,是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其实我们再深入地探讨就会发现她的此岸意识还存在另一面,即她对死亡、灾祸和人生变故能够冷静对待,处变不惊,总是从“活着的人好好活下去”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生与死之间,她选择生;在常与变之间,她选择常,但是她异常冷静的态度对外界来说容易被理解为冷漠、冷酷,类似于新写实主义的“零度写作”。实际上,她是一个外冷内热、具有人类悲悯之心却时时加以掩饰的人,要不她为何如此看重生与常呢?可见在对待死亡、灾祸和人生变故等问题的态度上,无论是情与理,还是冷与热,两者并不矛盾,它们不过是天性善良的人类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不同表现形态而已。
  中国传统哲学十分重视人的生命与蓬勃的生机,肯定人的各种欲望、性情、状态,具有浓烈的人情味。《易经》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其时。”《礼记》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德也”,“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先秦儒家认为天地宇宙有化育万物的“广生之德”,天下是一个“有情的宇宙”,一切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秩序,不可逆违,关键是生者贵其生,遵其礼,博其爱,尽其性,让人类世界像宇宙天地一样继续运转下去,才不枉宇宙天地的一番化育之功。在人际伦理关系和情感方式上,早期儒家“开出了一个特殊然而本真的精神超越性,亦即一种超越个人生存特殊时空境域的人类包容性,她为我们的个体人生加上了一种普遍的人性蕴含,一种强烈的由过去而未来的历史意识,以及一种将人类世界改善得更美好的人生承诺。”这种生命延绵意识中包含着强烈的人性关怀,而西汉以后的儒家逐渐强调政教功利,约束活泼的人性,忽略了先秦儒家的原初真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巨大遗憾。
  作为“女夫子”与“冷美人”的结合体,宝钗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文化现象。她博览群书,通情达理,具有“天地人”的知识与情感的广延辐射力,然而这个少女毕竟生活在理学礼教的巨大阴影下,她不得不注意抑制自己的知识生成力与情感渗透力,将自己打扮成循规蹈矩、心无杂念、冷若冰霜的样子。程朱理学的历史危害性不仅在于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变态地为女性加倍设置了种种牢笼和陷阱,塑造了无数年轻女性的刻板形象,牺牲了无数年轻女性的个性幸福,吞噬了无数年轻女性的宝贵生命。在传奇《牡丹亭》中,杜丽娘鄙弃腐儒陈最良的思想灌输,有感于后花园的盎然生机,因情生梦,与人梦交,后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终于与有情人结成眷属。《红楼梦》中,黛玉原本就具有叛逆性格,偶因听到梨香院戏班演唱的《牡丹亭》的曲词,就心旌摇荡起来,体验到人的本性与快乐,并不慎在酒令游戏中表露出来。这种散发美好天性的文化行为立即受到宝钗的善意警告和劝阻,弄得黛玉羞愧难当,甘愿听命,因为在当时的女性现实生存境遇下,她不得不作出如此的选择和迁就,归依于程朱理学对于女性的种种“社会契约”,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向度。有了以上认识,我们就理解了宝钗的情感方式、人生态度和文化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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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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