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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两封书信背后的故事


一九六三年生于吉林市。长于国际题材随笔写作,出版了《在政治的浪尖上——我对首脑们说》《探险亚马逊》《远东喋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等书。近期撰写了一系列书画随笔,先后在《美术报》《书法报》开设专栏“意水堂品书”,“瑞田观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任仲夷走完自己九十二年的人生之路,在广州辞世。写于二〇〇三年的两封致画家詹忠效的亲笔信,是不是任仲夷的绝笔尚需考证,但这至少是任仲夷晚年寥寥可数的书信存稿。
  
  忠效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辽宁为你出版画册,闻后甚为高兴。书名已寄,因有病正在治疗,写字不便,只写了九个方块字,横竖排列均可。字体大小,可根据书面设计而定。手头没有合适图章,应按字的适当比例加以缩小。对此,你是内行。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任仲夷 二〇〇三年二月廿二日
  
  
  忠效同志:我在右上方加盖了一个印章“兰甲”,是我父亲为我起的名字,我有时把它当闲章用。之后感到很不好看,后悔不该多此一举。最好采取措施,将加盖的印章除掉!如果实在不能,那就太遗憾了。
  你要留下的那幅肖像,我儿子很想要,留做纪念。答应他吧,对你来说,反正我的肖像,已经在你心中和手上。
   任仲夷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二日
  
  思路清晰,字迹疏朗、隽永,表达了一位政治家的严以律己和对朋友的关心。任仲夷何以不顾眼疾,甚至已严重到“目中无人”(任仲夷语)的时候,还在挂念着一位画家画册的书名?詹忠效何许人也?
  詹忠效在王廉著《任仲夷评传》一书中是这样出现的——
  ……一九八五年春,广州创办了一份《中国现代画报》(现名为《新现代画报》),它引发了一场争论。
  本来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政治家用历史的眼光阐述社会进步,经济学家用价值规律语言研究社会的发展,生物学家用生命进化方法去认知人类进程,而文学家用语言绘画,画家是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观察对象,这就意味着画家把整个世界作为表现的对象,包括人。
  然而,中国人就忌这“人”字。西洋画最出色的是人体画,中国则不然。但是自从东西方文化交流以来,国内外文化上的学习借鉴成为十分正常的事。一九五七年毕加索还向张大千先生讨教中国绘画技法。可是,就是像刘海粟这样的大师,当年第一个开人体模特课时,六十年后还有人指其脊梁。中国人体画风风雨雨,到一九八五年还有人把它当做“黄”来扫。
  绘画作为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山水、花鸟、人物作为中国画最主要的三大画科(现代应加上建筑绘画),人物画是不能回避的。一九八五年,当《中国现代画报》主编詹忠效提出要采访任仲夷时,张岳琦两次同他通电话。要知道,这一年,中国正处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之中,“清污”之争并未真正结束。任仲夷以一个政治家的胆识,以画家的朋友、知音,坦然接受了这次采访。
  任仲夷对詹先生说,“我在学生时代也爱画画。比较喜欢看自然、写实的画,也喜欢写意的画。不过,我认为不应当以个人好恶作为衡量艺术的标准。应允许多种流派发展。国画、油画、木刻等是各有特色的。”谈到中国画历史时,任仲夷说,“历史上出现过几位姓任的画家,清末的任伯年就是才华横溢的一位。中国画,民族特色鲜明,讲究写意,讲究神韵,简练几笔就要求将对象的神采勾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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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10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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