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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书亦妙”


□ 王东杰

三联版的陈寅恪《书信集》中,有一封陈氏致傅斯年的信:
孟真兄左右: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此函达渝,未识已启程否。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匆此奉复,顺颂
行祺
弟陈寅恪顿首
此信作者所署日期为十月三日,无年份,编者则订为约一九二九年。但据信中内容判断,这封信应是一九四四年所写,时陈氏正在成都。所谓“西北之行”,当指一九四五年七月一——五日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黄炎培等人作为国民参政会代表访问延安的事。可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原书标为第六十一的信:“孟真兄左右:昨发一函,谅已先达,适有二事,故复作此书,行旅或尚未发也。”该信署十月四日(编者将其系在一九四四年),内容与前信有明显的承接关系,“昨发”之函当即前信也。
由于这一失误,编者也误解了信中“古典”的涵义。原注“郦生指北魏郦道元,范阳涿县人。为吏威猛为治。道元好学博览,访渎搜渠,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皆行于世”,实与上文“陆贾之功”一句(陆氏曾说降南越王尉佗)无关,盖实不知所指也。按此郦生当指汉初人郦食其,天下未定时曾为刘邦说齐王田广。上下文合观,则陈先生对于傅氏等人西北之行显然不抱乐观。
除了了解陈氏那时对中共的认知外,这封信还具有另一重价值。众所周知,陈氏为学向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准,对于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的“研究”不以为然。这之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怎样看待中共的历史研究(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而目前遗存的材料中对此并无直接的指示。不过,此信却透露出这方面的些许信息。显然,陈先生对于延安史学的情况绝非一无所知,亦不深闭固拒,而颇有了解的兴趣。信中所提“林”,盖指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主席,系陈在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范”即范文澜。因此,所谓“彼处新刊中国史数种”者,至少包括甚至可能主要即指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一九四一年出版)和中册(一九四三年出版)。“求之与抑与之与”语出《论语》,盖由前“索取”二字牵连而来,是陈先生的幽默,当并无深意。“纵有误读”一句,则谓延安史学虽或可能有“误读”史事之处,却可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的解释。
傅斯年是否为陈寅恪要到了延安史家的著作、陈寅恪读后又何感想,都需进一步的材料,目前尚须阙疑。不过,周一良回忆说:“北京解放后不久,范老瞩我写信给陈先生,代他致意,陈先生没有反应。”范文澜主动联系陈寅恪,此段渊源或即是特定“语境”之一。但是,北京解放以后,范文澜已是新政权的权威学者,而陈氏则有意与新政权拉开距离,“没有反应”也便是这一态度的反映。但一般总将此“没有反应”视为陈寅恪对待中共史家的一贯立场,则似有所偏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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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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