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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59年!


□ 刘 澍

在新中国的电影历程中,1959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以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为契机,广大电影工作者一鼓作气,共推出了风格多样、题材不同、高质量的18部献礼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被广大观众和电影从业人员称为“难忘的1959年!”。不过,在历史的丰碑背后,围绕着献礼片的策划、创作、选定和推出,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一些电影艺术家为了完成拍摄任务,甚至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他们的事迹,至今仍被广大观众热情传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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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定下了大基调

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运动的热潮中,为了展现建国以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人主持,在经济建设和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献礼活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亲自向文化部布置任务:“我们至少要拍出7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彩色故事影片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隆重献礼。”
1958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下达的专项任务,安排、制定了拍摄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片的具体计划。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对献礼片提出了“内容好(共产主义)、风格好(民族形式)、声光好(各项技术的提高)”的严格要求。但是,当时正处于“大跃进”运动中,各级领导头脑发热,献礼片层层加码,将邓小平提出的7部增加到25部艺术片,另有纪录片、科教片和美术片23部,总计58部。其实,到1959年5月底,许多计划中的献礼片还未上马,有的甚至连剧本都未完成。
周恩来总理一直惦念着献礼片的创作。1959年4月,他在北京医院治病期间,特别约见了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和张瑞芳、郑君里等一些在京的电影艺术家谈话。当大家聚集到总理身边时,医生和护士再三善意地提醒和告诫来访人员,谈话一定不能超过十分钟。病中的总理带着极度疲惫的神情与大家握手见面,他抱歉地说:“很对不起,请大家来到了一个不愿来到的地方。我想着急见诸位的意思,就还是围绕我们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对内对外的政治形象,关系到我们的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和精神食粮,关系到我们今后电影事业的发展……”在病榻前,周总理与大家推心置腹地交谈,他提醒创作人员要“加强业余学习,提高艺术素质”,特别强调:“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求全,更不要受时间限制,凡是1959年当年年底完成出品,但还没有来得及审批公映的影片,都可以申报国庆献礼片。”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医生和护士不止一次地催促,结果在三个十分钟之后,周总理才与大家握手影片展映活动,共展出影片35部,放映9万余场,观众高达1.2亿人次。参加展映的一半多的影片,后来入选了献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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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很重要

1959年7月,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用时18天。会议期间,厂长们曾经调侃地议论道:“18天会,一个指示精神,我们干脆一鼓作气,拿出18部高质量的献礼片来,也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
愿望化做动力,鞭策鼓舞人心,十分巧合的是,从1959年的金秋一直延续到第2年的春天,文化部最终确定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共计18部,分别是:上影厂的《林则徐》、《聂耳》、《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宝莲灯》;北影厂的《青春之歌》、《风暴》、《林家铺子》、《水上春秋》;长影厂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笑逐颜开》八一厂的《海鹰》、《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上海》。这些影片形成了显著而突出的特点:一是影片大多为进口“伊斯曼”彩色胶片拍摄完成二是各厂指标分配比例恰当,题材多样化;三是在摄影、录音和洗印等高难度的技术方面均有重大攻关和突破;四是均由当红影星和新中国重点培养的青年新秀领衔主演,阵容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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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部国庆献礼片,总体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成就,大多数影片已经成为不朽的中国经典名片。由于各个电影厂都有入选影片名额的限制,艺术水平接近的影片之取合,就曾经很让厂领导挠头。据上影老厂长徐桑楚回忆:比如《万紫千红总是春》一片,因为把其“大跃进”的政治背景尽可能地推到后台,而着重描写几个家庭妇女和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关系,既迎合时代潮流,又符合实际生活,再加上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重点推荐,在当时泛滥成灾的“大跃进”片中脱颖而出,把本来定下由汤晓丹导演的工业题材的彩色片《钢铁世家》给替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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