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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年谱》增订本亟待再次修订


□ 王彬彬

  198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四卷本《鲁迅年谱》。2000年9月,这部年谱的增订本(四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鲁迅研究课,备课时常常翻阅这部《鲁迅年谱》增订本。平时写一点关于鲁迅或相关的文章时,也不时查阅这部增订本。我要说,作为工具书,这部增订本《鲁迅年谱》以其资料的丰富性,给了我很多帮助。然而,当学生要求我推荐一些鲁迅研究方面的入门书时,我却又从不敢向学生推荐这部《鲁迅年谱》。其原因,就在于这部经过增订后的《鲁迅年谱》,仍然问题太多,贸然向学生推荐,实在难辞误人子弟之咎。下面从几个方面,以举例的方式,谈谈这部年谱存在的问题。既然是举例,当然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我所发现的全部。还应该说明的是,有些问题,由于时代因素的制约,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也就不予提及。
  
  一
  
  我想从基本事实方面谈起。在这一方面,这部增订本年谱,仍然存在不少错讹。有些事情,本来在年谱增订时,已有很明确的结论,但增订者仍然沿袭了长期存在的讹舛。有些事情,在增订时或许还不清楚,但今天已很清楚了。这两种情况,都有从速改正的必要。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开始写回忆鲁迅的文章。1949年后,许广平这方面的著述则更多。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当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为研究鲁迅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许广平对鲁迅的回忆,也有许多不准确、不真实之处。1979年11月,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所“正”的都是许广平回忆鲁迅之“误”。该书出版后,在鲁迅研究界应该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对于章太炎先生是很尊敬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按许广平的说法,章太炎是在鲁迅的“相劝”下才停止绝食的,而且,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还是“敢去相劝”的惟一之人。朱正收入《鲁迅回忆录正误》中的长文《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对许广平所说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考证。朱正依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依据章太炎被囚期间致夫人汤国梨的信、依据汤国梨为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所做的《叙言》、依据鲁迅日记、依据许寿裳、马叙伦等人的有关回忆,指出:在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过;鲁迅首次看望被囚禁的章太炎,已是在章太炎中止绝食之后的1914年8月22日,章太炎此次中止绝食,“完全与鲁迅无关”。至于许广平所说“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也不准确。章太炎绝食期间,他在北京的弟子中许多人都赶去相劝了,以至于有“环吁床前”的场景出现。朱正对此事的梳理考证,十分令人信服,堪称无懈可击。但增订本《鲁迅年谱》,却完全无视朱正对此事的考辨。在叙说1914年8月22日这一天鲁迅的活动时,文中记载了与许寿裳同至钱粮胡同“谒见章太炎”一事(《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318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均注卷数及页码)。谱文在依据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对章太炎被囚和绝食一事做了说明后,仍然有这样一番话:“绝食期间,他的许多弟子都十分焦急,但‘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指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引号中引用的,当然是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的话,《鲁迅年谱》第319页也对此做了注释。增订者固执地沿袭许广平的错误说法,实在有些令人费解。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1986年12月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鲁迅年谱》的增订者都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要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一版再版,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实际上,这部增订本年谱,还是有一处借助了朱正该书的考证的。增订本第3卷第441页,叙及1933年7月间,鲁迅“第三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并在第442页对此句注释道:“据朱正考证,鲁迅这次接待瞿秋白的时间是在七月十日,参阅《鲁迅回忆录正误·关于鲁迅保护瞿秋白的经过》。”这说明,增订者是注意到朱正的这本书的。至于增订者在鲁迅与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的关系问题上,舍朱正考辨而仍采信许广平说法,惟一的解释是,许广平的说法能为鲁迅增光,而朱正考辨则使鲁迅形象“减色”。但年谱是史书,是工具书,求真应是绝对的追求。无视事实而往鲁迅脸上贴金,在鲁迅研究中是长期存在的现象,这种做法最终给鲁迅带来了明显损害,它是导致一些人对鲁迅误解、反感、甚至厌恶的原因之一。
  在叙说“五四”运动时,有在今天看来十分陈旧且完全站不住脚的套话:“在这一运动中,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最前列,起着领导作用。”(第2卷第1页)在1919年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即便是李大钊,也还不能说是够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样一种套话,在学术界早已被淘汰,当然也应该尽快从工具书《鲁迅年谱》中消失。必须强调的是,这部增订本《鲁迅年谱》中,类似的早被淘汰的套话,还大量存在。在介绍1931年1月的“时代背景”时,说本月上半月,“王明迫使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第3卷第240页)但其时的王明,何来“迫使党中央”的力量?实际上,在1930年12月之前,王明因犯“错误”而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被发配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12月,在中共面前具有至上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才将王明带进了政治局。“迫使”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是米夫,扶持王明集团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米夫,而在米夫背后,则站着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背后则站着斯大林。在对中共党史的叙述中,曾经把王明集团的“罪责”全部推到王明头上,原因是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讳。此种现象,在学术界也早已得到改变。作为工具书的年谱,对此类问题更应该有尽可能准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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