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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


□ 赛尔登等

  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历史教授,多年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农村的发展史,有两部著作已经译成中文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国的村庄,社会主义的国家》,两书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三年出版。同时他还是《当代中国研究》、《二十世纪战争历史》等丛书的主编。近年来,从事战争史,尤其是日本现代战争历史的研究,新近完成的著作有《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革命,反抗与改革》等。二○○四年四月,赛尔登在《读书》编辑部与部分学者座谈,主题为:“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以二十世纪亚洲的战争历史为例”。
  赛尔登:我今天准备讲的是关于战争和国家恐怖主义,虽然会涉及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但是要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即二十世纪的战争历史,尤其是与亚太地区的战争历史相关的历史脉络中来讨论当代的状况。我们可以称漫长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据估计在二十世纪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一个亿。尤其是在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死难者人数大概是最多的。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的战争形式的变化,发展到要动员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及所有资源参加战争,这种全面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在战争中死亡的人从职业军人,转变为大量平民百姓。当然,这要包括除了炸弹和子弹导致的直接死亡以外,还有因饥饿、贫困、疾病等战争的间接因素而死亡的人群。我们看到了战争从殖民战争到世界大战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战争目的的变化发展,即从对领土的控制发展到对贸易、金融等经济因素的控制,从对殖民地的控制发展到对军事基地的控制而发动的战争。最近有两本重要的著作,他们以非常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美国作为帝国(这是最近很时髦的用语)的实质。一本是特米那·强森的《帝国的悲痛》(The Empire’s Sorrow),主要集中分析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军事基地的产生和地缘结构;另一本是麦克·克里尔即将出版的《血与石油》(Blood and Oil),他使用真正马克思主义式的论证,讨论了美国自“二战”以来全球战略中的石油驱动力。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分析放在一起,结合美国占主导的军事地位来理解正在出现的力量结构。
  针对这种战争模式,我想考虑另一种有趣的尺度:全球秩序和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即针对战争年代的国际无秩序,我要考虑如何寻求秩序,特别是如何企图制定战争法,建立如何控制和反对战争的理论和标准。这可能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那是历史上第一次要求有一个规范体系来制约战争,从而制定了一个各国都要遵守的程序。在历史上,美国在建立规范战争秩序的过程里,比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没有起多大作用,那时主要是俄国、法国、德国扮演领导角色。但是从“二战”以后,美国开始起主导作用,从东京到科索沃,到审判萨达姆。他们要建立一个国际秩序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对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士兵,制定一些规范和基本原则。不仅领导人个人要对战争罪行负责,而且军队中的士兵也要对此负责任。这个战争的框架机制明确地规定了战争的限度和行为法规,因此我们有了国际的法律,这是与联合国的相关法律一致的,比如关于人权的法律。美国也有自己的相关法律,比如美国士兵口袋里都有一个行为手册,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符合人权。在这类手册里,我发现对恐怖主义的一个明确定义,就是大规模对平民的伤害。在这个规范的文本里,可以看到对战争双方的观念的重新建立,以及“二战”以后形成的对战败一方的态度的转变,以前是要消灭掉,现在是要去帮助战败的一方重建,让他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里来。这些漂亮的理想和高尚的原则,是只适用于别人还是也适用于自己?我们可以对此提出疑问。在这个层面上考虑这些原则中的要素,我们要考虑的是普遍正义还是双重标准?我主要是指规范在执行方面,可能会有双重标准。可能是战胜者的正义,而不是普遍的正义。我想集中在两个案例上来讨论,一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二是美国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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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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