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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克雷、梅兰芳与中国戏剧


□ 田 民

  1935年梅兰芳应邀到苏联进行访问演出,同年戈登•克雷也应苏联戏剧界的邀请前往考察苏联戏剧的现状。梅兰芳与克雷在访苏期间相互接触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和国际戏剧界还没有得到深入考察和澄清。本文利用迄今未出版的克雷档案和其他珍贵材料,首次深入考察并澄清1935年梅兰芳访苏期间与克雷交往的事实以及克雷在1935年以前对梅兰芳的了解,同时在克雷的戏剧艺术理论建构以及他对亚洲戏剧兴趣的整体联系中考察克雷对中国戏剧的兴趣和认识。
  
  1935年是20世纪世界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是年3月和4月,布莱希特、戈登•克雷、厄文•皮斯卡托与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爱森斯坦、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特利季亚科夫在莫斯科相聚。在此期间,他们当中许多人观看了梅兰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其中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特利季亚科夫先后都撰文论述梅兰芳的表演①。这些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在苏联的出现对提高20世纪初期苏联戏剧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梅耶荷德在1935年的一篇演讲里敏感地意识到梅兰芳访苏演出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梅兰芳的到来对苏联戏剧的未来命运将是极其重要的。”② 1935年4月4日,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刊登一篇未署名的短文,文中写道:“苏联戏剧有一切理由为自己的重要成就而感到骄傲,但是它并不愿意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苏联戏剧演出者总是渴望向国外的同行学习,不论这些同行是来自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戈登•克雷和梅兰芳出现在莫斯科就证明了这一点。”①
  爱德华•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1872—1966)是20世纪初期英国和欧洲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他一生做过演员,从事过绘画,担任过戏剧导演和舞台设计家。克雷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戏剧酝酿着巨大变革、现代主义潮流逐渐崛起的时代。欧洲戏剧在经历了19世纪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治之后,正在面临各种反自然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浪潮,如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的猛烈冲击。与同时代的阿尔托一样,克雷首先是一个西方写实主义和心理主义戏剧传统的反叛者,一个遥望戏剧未来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克雷对现代西方戏剧的影响更多是来自他的戏剧理论。虽然他的理论不如阿尔托的理论那样系统和深刻,但他的主要论点是同样的鲜明、尖锐和充满了争议。
  同阿尔托和其他西方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一样,克雷主张从戏剧的原始的和遥远的过去寻找通向未来的途径。与那些崇尚原始主义的先锋派戏剧人物一样,克雷深深感到西方戏剧传统的贫乏,进而对东方古老的戏剧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5年,克雷对西方戏剧的传统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关于希腊和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表现法则”,“我们只有一些提示,但在整体上,我们连一本教科书也没有,至于表现的结果,我们所知无几。更有甚者,即使所有那些法则都存在,刻在石桌上,我们对自己的艺术是真正的艺术这一点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应该唾弃这些法则……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处境,必须改变它”②。克雷进一步争辩说:“通过勤奋和明智的考察,特别是通过把这些提示与印度、中国、波斯和日本为我们提供的戏剧艺术和知识的范例进行比较,欧洲戏剧的这些法则也许可以得到确证。通过这样一种考察,我们也许可以对戏剧艺术的法则应该是什么获得某种认识,因为我们本来应该除掉所有现在使我们迷惑不解的、掩盖宝贵真理的那些垃圾。”③在他的戏剧论述里,克雷频繁地涉及到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戏剧和舞蹈艺术。
  本文利用迄今未出版的克雷档案和其他珍贵材料,首次深入考察并力图澄清1935年梅兰芳访苏期间与克雷交往的事实以及克雷在1935年以前对梅兰芳的了解。本文同时在克雷的戏剧艺术理论建构以及他对亚洲戏剧兴趣的整体联系中考察克雷对中国戏剧的兴趣和认识。
  
  一、克雷在莫斯科会见梅兰芳
  
  克雷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兴趣最早反映在他于20世纪头二十年发表的几篇关于中国戏剧的书评和演出评论里,这些书评和演出评论发表在他自己编辑的《面具》杂志里,但是国内戏剧界较熟悉的可能还是1935年访问苏联的克雷与同年访问苏联的梅兰芳之间的戏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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