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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 和少英 黄彩文

  为加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学者在边疆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方面的对话与交流,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由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的边疆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6月下旬在云南腾冲召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余名学者应邀出席了研讨会。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和少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丁宏教授、《民族研究》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致开幕词。和少英教授指出:边疆民族关系问题,历来都是一个国家安危所系的重大战略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充分表明,没有稳定的边疆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繁荣发展,而要认真、扎实地做好边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把握好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与一体之间关系的平衡点。丁宏教授以俄罗斯文化对中亚民族发展的影响为例证切入我国的边疆民族关系问题,她说:中亚操突厥语的诸民族大多与我国跨界而居,因此中亚民族社会的发展对新疆社会的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对中亚民族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我国国家利益有重要关系。刘世哲编审通过对我国边疆地区情况的概括总结,阐述了在学术研究中认识边疆民族关系问题的五个视角。

  关于边疆的含义,关凯副教授在发言中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指出边疆的本质并非单单指向地域,也和文化有关。而在文化意义上,边疆是一种隐喻,如果没有国家与人群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因此,在中国,边疆与其说是地理的坐标,还不如说是文化的界限。吴楚克教授也认为,所谓边疆,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地理概念,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边疆是变动的;边疆在各国都有不同的含义;中国的边疆有其特殊性,因为边疆有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居住等。邵京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公共卫生建设,尤其是感染性疾病的控制,是边疆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这个领域里,不同社会角色对疆界的理解与属于地域范畴的边疆有所不同。张曦教授表示支持“边疆是一个文化空间”的观点,并联系中国和藏羌彝走廊诸民族中类似“毒药猫”的民俗事项,指出这些民族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原来同质性的民俗文化现象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格局。

  在讨论如何构建和谐的边疆民族关系问题时,张海洋教授指出:少数民族是中国生态家园和政治伦理底线的守卫者,中国学界不仅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还要通过自觉维护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地位和文化权益来构建和谐社会。李若青教授则从民族政策的视角指出: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与边疆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谐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调整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则是民族政策。苏发祥教授指出:不少西方学者把西藏想象成只有单一佛教文化的地方,国内的同仁也很少意识到西藏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事实上,除了佛教以外,西藏还有本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汉族的民间信仰。历史上,这些宗教文化为维护西藏的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李丽教授通过对2011年以来发生在四川藏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分析,指出:对此类事件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止,事关藏区的稳定与和谐社会构建。祁慧军教授通过呼和浩特市蒙汉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的数据,说明政治、经济、文化既平行又交叉着构成其社会深层结构,而这个深层结构直接影响着蒙汉民族的关系。潘蛟教授在点评时提出了一个需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即边疆是地理的还是文化的?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边疆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些新因素也在不断涌现。陈长平教授指出:在当前我国2.2亿的流动人口中,有87%的人口是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由此引发的少数民族如何适应流入地的城市生活,如何在适应主流文化的同时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流出地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农村妇女如何关照等社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杨筑慧教授以西南民族生计方式为例,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西南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而导致的各族群之间长期的均衡格局逐渐被打破,并由此造成了族群内部、族群之间关系的不和谐的问题。她指出:在考察民族关系时,不能忽视生计方式的变迁及由此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李劲松博士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从经济、环境和文化方面对边疆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正以不可阻遏之势席卷世界各地,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也同样被纳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陈庆德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作为人们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的文化得以表现为产品形式,来源于最简单、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事实所蕴含的文化要素。在此基础上,一切物皆因与人发生关系而有了意义,而物的使用是极其复杂的文化的积成物,物的文化使用形成了文化对经济的全方位覆盖,这样就有了文化产品的存在,这也是文化产业得以形成的基础。华涛教授认为,2009年“7·5”事件之后,国内外政界、学界和民间对新疆的发展空前关注,但这些关注和分析缺乏对新疆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中多元力量的重视。因此,立足新疆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分析新疆百年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等多重动力和多重目标,可以为认识当前的新疆问题和未来的新疆发展提供一种历史视角。黄建生教授在对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政府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行动对于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他提出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该引入多元化的社会评估机制,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觉的对策。沈海梅教授通过对西双版纳橄榄坝一个傣族村寨的田野考察,探讨现代性下时空重组在橄榄坝曼底傣族社会所呈现出的景象及意义,认为现代性背景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呈现出物质性图景,表现出传统的连续与不连续并存等转型特点。兰林友教授探讨了在没有任何旅游发展基础,旅游资源禀赋并不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施琳教授阐述了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边疆民族志对我国边疆发展问题研究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围绕边疆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者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黄彩文,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31)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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