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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的国家与永不过时的想象力


□ 载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研究员

  “占领华尔街”结束已近两年。不论是在运动中心的美国,还是在当时群起效仿的欧洲各地,这场运动都成了明日黄花,人们几近忘却了这场没有给其生活带来什么变化的社会运动。在美欧之外的所谓世界边缘地带,甚至在运动的高潮期间,大部分人也是兴趣缺乏。如果还有入觉得它值得载入史册,“占领华尔街”大概也将仅作为一场“愤怒的中下阶层年轻人无结果的嬉闹”垂于后世。

  然而台湾评论家张铁志的新书《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中的一组文章却提醒我们,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富代表性和争议性的公民社会行动,“占领华尔街”的意义其实有待思想者、社会运动家和政治家深入挖掘。

  如张铁志书中所言,“占领华尔街”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策性诉求。“没错,华尔街,或日华尔街所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确是问题多多,那么除了表达反对之外,你们建议该如何做?”面对这样的问题,“占领者”及其支持者们虽然有五花八门的个性化回答,但就运动整体而言,“占领华尔街”不仅没有一个纲领性的政策诉求,甚至连几句能为大众所熟记的口号式的要求都没有。表达反对自有其重要价值,但以社会运动的标准来衡量,“占领华尔街”似乎就不及格了。从19世纪的劳工运动,到20世纪的民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等,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莫不以明确的、能够动员起大量追随者的诉求为先导。而没有了公共诉求,持续的行动也就丧失了主轴,最终结果难免是风流云散。这正是持续数月、遍及各大洲的“占领”行动的结局。

  对于这种指责,“占领者”及其支持者们并不是没有给出辩解。一方面,如一名运动参与者所言,“占领”是要求大家去思考体制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只讲出症状,“占领者”们想要的不是一场给出答案的运动,而是提出正确的问题。所谓的答案或者解决方案其实是执政者应该操心的事情。另一方面,从David Harvey和Cornel West这样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到最早发起运动的媒体之- Adbuster,他们都指出既有形式的政治权力本身就是这场大危机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占领”所体现的直接民主、去层级化的自我管理等,都是对以代议制、政党政治和科层化为标志的现代政治体制的一种反动。

  必须承认,“占领华尔街”对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反动弥足珍贵。从“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到“大到不能关”(Too big to jail),金融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把持或要挟,使得本次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那些直接导致亿万人福利受损的势力——至今仍不受制裁甚至还能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填补窟窿。这些都明白地显示,既有的政治并不总能实现基本的公正安排。“占领者”们用行动来凸显这种体制性的问题,并试图在行动过程中探索新权力体制的可能性,即使其结果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其意义也是观察者所应充分体认的。

  不过,至少就书中所及而言,“占领华尔街”的思考还主要集中于一国之内的政治安排这个层面上。而在我看来,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国家( State)”这种政治共同体形式本身,是否还能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挑战?这是“占领者”们的行动已经触及,但似乎意识尚未自觉的部分。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还要简短地回顾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演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把我们仍然挣扎于其中的这场危机称为“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而这种称呼所暗含的比较对象,当然是1929年爆发的那场“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无论以任何经济、社会、政治指标衡量,“大萧条”都是一次比“大衰退”严重得多的危机,它与各色极权主义在上世纪中叶的扩张,以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向规制资本主义的转型,都具有紧密的因果联系。这种扩张和转型,正可以视作当时各主要经济体以提升“国家”的经济功能来走出经济危机的结果。

  例如,现代法西斯主义虽然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意大利(要指出的是,当时意大利也正陷于“一战”后的的财政和经济危机),其最强大的版本则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抛开纳粹的种族主义不论,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希特勒正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对劳资双方的强行压服和以对外雪耻、扩张为名而实施的对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管理,将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经济拉出了泥潭。

  在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是史无前例地增强了政府在协调阶级利益,干预价格,乃至直接操办经济项目等方面的能力。“新政”是如此地背离美国的政治传统,以至于最高法院在1937年之前几乎将全部相关立法都宣布为违宪。最终罗斯福是通过威胁改变最高法院的人员构成,才迫使后者屈服。

  苏联本身并未直接受到“大萧条”的冲击,但有趣的是,当时苏联计划经济的相对繁荣和稳定,在政治和理论层面提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论证。由此导致的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时代精神( Zeitgeist)的左倾化,至少持续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甚至在中国,国民政府所奉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统制经济,也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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