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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评介


□ 岳天明

  由王鉴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最近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近50万字,共列十二章,按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大的部分: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类型学研究、有关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研究和有关民族教育政策的实证性研究。通观全书,主要论证的观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两个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体现了明显的针对性和特殊性,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明确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民族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建立民族教育管理机构,加强党和政府对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在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经费上实行倾斜政策;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政策;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与教材建设政策。第二个黄金时期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总是把民族基础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积极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综合发展少数民族民族成人教育,从而为整个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和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通过“少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区”战略构想的实施,实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民族教育优先发展一方面要把民族教育事业作为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另一方面要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的重点,要树立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变教育投资优先论为观念、政策和法规的全面优先。考虑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要实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就要实施“少数民族教育优先发展区”的战略构想,要用好、用足我国已有的民族教育优惠政策,要集中其合力作用,要选好点,带动面,形成民族教育蓬勃发展的燎原之势。

  第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不仅要均衡发展,而且要通过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重心的转移实现跨越式发展。针对西部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论著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要走均衡发展的道路,这是指在强化政府责任,对少数民族教育实行倾斜政策的基础上,政府要通过一定的资源调配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公民提供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以确保他们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很显然,在学校教育之外的问题逐渐得以有效解决的基础上,应该及早地将政策的重心转向学校内部的问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问题和多元文化课程问题),这种对于特殊教育政策发展的关注是我国民族教育向注重质量转移的起点和标志,这无疑会加快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民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重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调整传统民族教育发展中追赶汉族战略导向,走特色化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自然会有助于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第四,通过对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的主体追问、价值反思和内容重构,深入探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民族教育政策的价值及其取向是指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和制订民族教育政策的内在依据,以及民族教育及其政策研究的结果为什么样的教育服务的问题。针对现行少数民族教育课程缺乏“特殊性”认识和关照的现实,论著直面我国民族教育课程及其设置的突出问题,那就是:已有课程没有充分体现文化的“人为性”和“为人性”这一根本的文化价值定位,已有课程文化价值观具有科学主义的取向,缺乏对民族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怀导致课程文化与当地社会发展相脱离,这不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于自身生活的反思意识、主体意愿和行为调整。“教育及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文化变革”,少数民族的课程改革要主动自觉地建构,就必须基于民族地区和民族生活的实际,要充分体现“文化自觉”的精神实质,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尽可能整体性地融入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之中。

  第五,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培训模式、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等存在的问题及推广和完善的建议。个案研究是该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对藏汉双语教学的个案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的个案研究,指出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的政策建议,并着力进行了·民族地区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及政策研究,提出了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平行模式”、“整合模式”和“双语编译”模式。

  综上可见,全书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系统总结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以民族政策与教育政策“双管齐下”的视角考察并总结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五十余年来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民族教育政策类型说,比较分析了民族优惠性政策与民族特殊性政策的关系、侧重与优劣,并很有见地地提出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正在经历一个由优惠性政策向特殊性政策转变的重要而关键的时期;构建了以“民族地区教育政策与法规、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政策、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政策、民族地区教师学生政策、民族地区教育课程与教学政策”为结构的新型民族教育政策体系。该书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人手,对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虽然在调查计划中,对21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调查,终因吸收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成员不多而难能有效实施,但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两个实验研究基地的追踪调查,较好、较全面和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中的三大类型,即“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政策、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政策和聚居区民族教育政策。全书能较好地将第一手的调研资料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体现了政策研究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取向的统一。

  该书较系统地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政策的研究,有一定的探索性和初创性,同时也存在继续深入探索的空间。例如,该书较为重视政策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对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较为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书中虽然单列一章专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重心的转移,但相关的论述还显单薄。例如,民族教育政策重心的转移自然始于新政策或特殊政策的出台和倾斜,但如何倾斜,尚需出台哪些配套的相关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另外,由于该研究内容涉及面较广,先后有多人参与到分项目的研究和撰写之中,各章节、各分项目之间有研究层次和研究水平之间的差距,阶段性成果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与整个项目体系之间的支持度尚需加强。

  (岳天明,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70)

  [责任编辑 马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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