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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抵抗


□ 李政亮

消费与抵抗
李政亮

电影诞生随即进入东亚空间的年代,正值日本向近邻实行扩张之际——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使得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一九一○年,朝鲜半岛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那一个世纪之前,作为一种新兴科技与媒介形式的电影,也再现了技术使用者对“他者”的想象,彼时电影技术的先进国家美国、法国、德国等都在亚洲与非洲进行领土的扩张,而这些电影技术先进国家,配合着其殖民统治所需,以帝国之眼,拍摄出“黑暗非洲”、“神秘东方”与“暴风雨的加勒比海”等形象。
电影如何被运用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之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当中曾经指出,近代小说能够将在不同的场所同时发生的事情并存在一起,而艾拉·肖阿特(Ella Shohat)与罗伯特·斯塔姆(Robert Stam)借助这一观念,将电影与近代小说加以比较。他们认为,安德森所说的统一时空的感受,不仅表现在小说通过文字进行表达,实际上,电影通过镜头能够更鲜活地加以呈现。并且,小说是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引导作为读者的个人进入某个特定情境,而电影则利用影像以更快而有效率的方式让众多观众一起感受到某个特定的时空。在此,观众之于电影的观看过程,不同于小说阅读的经验,因为观众是集体的,而非单一个体。除此之外,相较于小说来说,电影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也更容易吸引观众。对西方帝国来说,相较之下,电影比小说更有效地将被殖民者纳入帝国所欲建构的“共同体”当中。
东亚的新兴帝国日本,也恰恰在电影迅速扩散的过程当中,充分地运用这一形式作为统治手段。伊藤博文首先意识到电影的政治作用。日本侵占台湾地区之初,曾面临大规模的武力抵抗,日本士兵因而死伤惨重。在此情形之下,到底要不要长期占领台湾,一时成为日本政坛的争议话题,当时,甚至有人主张将台湾卖给法国。伊藤博文坚信台湾对日本有其战略意义,且时任总理兼“台湾事务局总裁”,于是,究竟该如何统治台湾?便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伊藤博文的应对之一,就是鼓励当时的日本电影人前往台湾。以文明姿态统治野蛮之地台湾,是日本自我标示的形象,于是,其占领之初的重要工作便是“理蕃”,也就是扫荡原住民部落;而来到台湾的日本电影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尾随着日军拍摄扫荡过程,并在全岛进行播放,展现日军的威武。伊藤博文以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策略,也同样运用到朝鲜半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便提出团结亚洲以对抗西方帝国的想法,其中,朝鲜也被列为积极结盟的对象,然而,尾随着这一倡议而来的,却是日本对于朝鲜政治的赤裸裸介入。一九○五年,伊藤博文作为日本代表前往汉城,迫使朝鲜沦为“保护国”,朝鲜人民对此自是群情激奋。伊藤博文的对策之一,就包括派出日本摄影师前往朝鲜各地拍摄当地风景,然后把影片进行放映,以此安抚朝鲜民心。在朝鲜皇太子成为日本人质被迁往日本之后,这位皇太子在日本各处访问的行程,同样也被拍为纪录片,在朝鲜放映,用以笼络半岛民众。

如果在一个长时段当中观察日本在台湾地区与朝鲜半岛以电影辅助其殖民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当中,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电影类型,迎合着作为新兴文明者统治落后地区的日本形象。第一种类型是“教育映画”,这种电影的内容主要是传播“现代文明”,例如对于国际局势的介绍,或是关于卫生教育等,此类电影的放映主要是通过学校等统治者得以贯彻权力的空间。第二种类型则是商业电影,该类型电影的放映空间则在于必须通过消费途径才得以实施的电影院。必须指出的是,随着殖民者因其自身所需而在殖民地进行生产地与市场的开拓,看电影,很快被发展成为台湾地区与朝鲜半岛主要城市的现代生活内容之一项。“辩士”是这两个殖民地在默片时代共同存在的电影放映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殖民地的观众群,对于商业电影的观看,不同地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东大地震之后获得大幅度发展的日本电影,在台湾地区与朝鲜半岛拥有一定的观众群,不过,在日本电影之外,两地的选择却截然不同。在三十年代的朝鲜,对于城市观众来说,看好莱坞电影成为现代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在其时的进口电影当中,好莱坞电影约占60%至80%,其所传达的美国现代生活,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汉城对现代生活的想象。对台湾地区观众来说,上海电影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形成这一情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电影当中人物在服饰等方面与当地观众的相似性。此外,伴随电影而有相关小说出版,这一现象,也是上海电影在日本占领的台湾得以流行的方式之一。当时的台湾仍存在少数几家汉文书店,而书的来源则主要来自大陆,与《火烧红莲寺》等影片同内容的小说也在书店贩售之列。不过,在日本步入侵华战争的战争动员体制之后,无论好莱坞电影或上海电影都被迫中断了。
在两处殖民地的电影观看形式当中,默片时代的辩士不仅是电影剧情发展的解说者,甚至也是主导者,而辩士所使用的语言也形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电影观看空间的区隔。就台湾来说,观众很自然地选择闽南语发音的辩士以及有这种辩士的电影院,有名的辩士甚至成为电影院的活招牌,其名字会登上电影院广告。朝鲜也是相类似的情形。在某些时候,默片时代的辩士,其言说的渲染力甚至大过影像本身。朝鲜电影史当中便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当时最有名的辩士徐相昊在解说一部影片中西方拳击手与日本柔道选手相较量的情节时,就站在西方拳击手的立场,希望这个角色能一举击败殖民者日本的柔道选手,徐相昊的反殖民情绪加上他的语言感染力,迅速引发朝鲜观众的共鸣,甚而引发他们与同一电影院内的日本观众相互叫骂,乃至两群观众扭打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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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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