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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画风


□ 孙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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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在凹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为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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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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