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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老地主父亲


□ 张昌华



岁月如流水。转瞬,乳臭未干的儿子都有儿子了。
周末,儿子扛着他的儿子回来,让我们享受一周一次的天伦之乐,以示孝道。某日,冷不丁地掏出一张报纸作见面礼,让我读他圈出的《光明日报》与“老爹”酒厂联合举办的“我与父亲”征文启事。
“什么意思?”
“饮老爹古酒,享人间亲情嘛。”儿子递给我一枝烟,为我点火,多年父子如兄弟。“老爸,我们做个游戏,我写你,你写爷爷,怎么样?”
提起父亲,我不禁黯然,他木墓已拱,坟前早已青草萋萋了;然而,他还隔三差五常悄悄入梦来,音容宛在,总想将他写出来,经儿子这么一激,我欣然默许。我们约法三章:各写各的,各投各的。用儿子的话说“不擦”!
约摸三个礼拜,儿子把那张印有他《弯弯的小路——儿子档案》的《光明日报》置于我案头。我一目十行,嘴上“哦”了一声,心中泛起一阵暖意。他写的是他儿子出生那天我送给他的礼物“路儿档案”。所谓“档案”是我将他初中阶段的日记作了摘编,打印成册。儿子的童年属于那种比较聪明,但又顽皮、绝不肯用功的一类。用他母亲的话说是“还算讨喜,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可不,白纸黑字记录着他干过的好事、蠢事乃至纰漏!与众不同的是这叠日记有四个人的笔迹:儿子及其班主任,还有我和他妈。日记上有班主任的批评、鼓励,我们对他的责备以及与老师的沟通,还有儿子的牢骚、检讨和反批评……总之,犹如一串深深浅浅、歪歪正正的脚印。令儿子动容和我自己欣慰的是几页附件:自幼儿园到研究生毕业的成绩报告单、鉴定和初一年级参赛作文《小乌龟》的原稿。他在征文中引用了我当年在他日记上的一则批语:“只有为人父母时才能理解父母的心。”算是对“三春晖”的报答吧。
未几,征文结束了。儿子的文章获了奖,得了一瓶“老爹酒”孝敬我,文章还被收入一本书中。可我写的那篇呢?自交给绿衣使者后,像一枚盖了戳的邮票,泥牛入海了。老实说,我心里很是不平,倒不是说我的文章比儿子的好,而是做为儿子父亲的我,在做人处世、教育子女上远不及我的父亲;尽管他老人家在这个世上早已销声匿迹,而我仍须仰视方见其项背!



父亲是一位不幸的伤残者。他幼年患眼疾,无钱延医,而致右眼失明。尴尬的是眼球暴突,乍一看颇觉瘆人,且背脊弯驼。前者是穷的遗祸,后者是累之雕塑。父亲上年纪时,母亲爱喊他“老头子”,我们兄妹爱叫他“老爸”,与他同辈乃至小辈的乡邻们通通喊他“老地主”。记忆中,只有在“文革”期间大队治保主任在召集四类分子训话点名时,才会呼他的大名。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淘金守银者。十岁时,他随祖父由上江(皖)的一批逃荒群落,流浪到下江(苏),萍飘到荒无人烟的长江中一块芦苇洲上,成为那儿第一批垦荒者。“三年不缴粮,五年不纳税”,自垦自种自收。父亲守土有成,扩疆有方的秘诀是:日不出而作,日已入而不息。赶上土改时,他已是拥有“九十亩地一头牛”名副其实的地主了。村上三十来户人家,多半都是早期垦荒者,因此,不隔三两户,准有一个同类。在村里众多的地主中,享受“老地主”称号的却惟有父亲一个。村人喜欢这么叫他,父亲也乐意应答,亲切又自然,仿佛享受着殊荣。
童年时代,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夏天,浑身晒得黑黝黝的,脚穿一双草鞋,头顶檐口散脱的破草帽,一条黑布大裤衩子上系着由布条拧成的裤带,上身不穿衣服,只披一条三尺白土布做的披巾,手上捏根牛鞭子。父亲是村里种田有名的老把式。队里要讨论什么重要的农事捉摸不定时,队长总忘不了说一句:“要不,我们再去问问老地主,看能不能干(做)?”父亲的拿手戏除了种田外,木工、瓦工和锁匠活他都能露一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家里便成了茶馆:请他编筐的、出扁担的、修板凳腿的、配钥匙的、修铁皮桶的,有时多得要排队。父亲总款以烟茶。他的烟盒里有时夹有几枝好烟,有稀客来访或请人办事,他会从白皮烟盒里抠出一两根“飞马”来。一次,一个修铁桶的叫双子的调皮小字辈去迟了,没抽到“飞马”,开玩笑说:“老地主,你不把好烟给我干(吃),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把这只铁桶扣你头上游街!”父亲说:“他妈的,上茅缸还有个先来后到呐,就你没大没小,拿我不吃劲。”
父亲的趣事实在不少。
文化大革命时,一个新来的工作组组长,姓王,命令他在一张保证不干坏事的文书上签名画押。父亲说他不认得字,有私章,盖个章吧。盖完章,王组长一面训他“臭美”’一面批判他不老实。父亲觉得很委屈,他说村上人都晓得他最老实。王组长吆喝着:“老实?你为什么头朝下脚朝上,这是对抗!”父亲不知又犯了什么过错。原来他把图章盖倒了。他是一个连扁担长的“一”字都认不得的老土。
父亲一生滴酒不沾,却嗜烟茶如命。他买茶,买的总是茶叶末子,买火柴爱买论堆的火柴棒子,装在他自制的铁皮匣子火柴盒里,不怕挤压。他吸烟,有烟友在场,他喜欢敬人一枝烟,再向别人借火,他认为这样一是敬烟做了人情,自己也省一根火柴,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早年,在我的记忆中他除了陪客人以外,自己很少一次性吸完一根烟,总是吸到一半,便将烟头在鞋底上捺灭,将后半截烟屁股塞到火柴盒里,留着瘾上来了时再抽。三年灾害时期,他用烟锅吸过干透的玉米穗子、柳树叶子。去世的前一年,他上大学的长孙(即《弯弯的小路》作者)用暑假打工的工资,买了一条中下档“凤”牌烟托亲戚捎给他。他可乐坏了,舍不得拆开,先向乡邻炫耀“大孙子孝敬我的”,再细细把玩一番。第二天竟然背着母亲到小店里以低价转让了,换得一条劣质的“雪峰”,用余款为母亲买了瓶酒,剩下的钱让店主找他一包糖果,回家哄孙子们。母亲笑骂他:“没出息的老地主,真抠。你下辈子还想当地主!”父亲报之嘿嘿一笑。说起“地主”两个字,那是父亲一生最大的心病。他的六个儿女,脑袋不比别人小,个子站出来不比别人矮,却有五个都陷在家里接他的班,只有我这个长子“最争气”挣了个城市户口。而我呢,也不知道是怎么跌跌爬爬过来的:考初中是“备取”,考高中被刷,最后被一个“拣漏”的师范(严格地说是师训班)所收容。这些怎不令他伤心?闲时,他像祥林嫂剥毛豆一样,对我和弟妹们“剥毛豆”:“我真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买地、买地……早知道当地主害儿孙,我……”小妹老笑话他:“老爸,我的耳朵都听出茧了!”他也不介意,还叨唠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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