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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绝唱


□ 张昆华(彝族)

  作者简介
  张昆华,彝族,1936年生,云南昆明人。曾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省第七、八届政协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云南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名誉委员等职。
  著有长篇小说《不愿纹面的女人》、《西双版纳恋曲》,散文集《洱海花》、《多情的远山》、《鸟和云彩相爱》、《漂泊的家园》,诗集《乡情集》、《在祖国边疆》,中短篇小说集《天鹅》、《爱情不是狩猎》等30部。曾获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人的道路,无论是短暂或漫长、曲折或顺畅,都不过是从生到死、从始至终,如此而已。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律,对伟人或凡人都一样。因此人们对故人的纪念或缅怀,大都沿袭着一条道路或一种方式,不是到他出生的地方,便是到他安息的地方;不是在他的故居献上一朵红玫瑰,便是在他的墓地献上一炷紫檀香……
  但是对于聂耳,人们除了为他敬献上红玫瑰或紫檀香,还想唱一唱他的歌,让他知道我们活在他的歌声中,他也活在我们的歌声里:因为他是为《国歌》作曲的音乐家。
  我常常会在冬末春初、乍暖还寒、梧桐树叶飘完落尽的日子里,去拜访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3-74号那栋普通的楼房,把一支红玫瑰插在门窗上,面对着“聂耳故居”的文物保护碑久久地默然而立,在心里轻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之时,我仿佛听到1912年2月15日的黎明,聂耳在这栋小楼上诞生时如歌的啼哭。
  我也常常会在云浓风重、骤雨间晴,老松树绿了松针、挂上松球的日子里,去拜谒昆明西山聂耳墓地,一步步跨上那象征着聂耳生命年华的24级石阶,在聂耳墓碑前敬上一炷紫檀香,在心里轻声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之时,我似乎听到1935年7月17日下午日本鸹沼大海吞没聂耳生命时虎啸般的涛声……
  无论是面对聂耳故居或面对聂耳之墓,无论是听到他出生的哭声或是听到他“最后的吼声”,我们都会让《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的一个个音符去叩问聂耳出生之地和安息之地的始终往事,探寻岁月流逝时聂耳故居和聂耳墓地所蕴含着的那些真实的历史。
  聂耳故居坐落在昆明繁华的花鸟市场中间。那红玫瑰的清香和笼子里的鸟鸣,那老板的叫卖声和游客的讨价声,都不会淹没这栋楼房温文尔雅、简朴高贵的身影。住在这里的主人都能凭着祖辈的记忆,为你讲述聂耳的种种故事。这里为什么叫甬道街呢?那是因为清朝的云贵总督府就在街北的今日的胜利堂的位置上。当年的达官贵人们每日上班下驾,都要从这狭小甬道经过。有的官员为便于公务,便在这里购置土地建造了西边两层楼房、东边照壁、南北各一厢房含小院“三坊一照壁”住宅。随着清末王朝的夕阳西下,官员们大多离去迁居,这里便租给手艺人,成为昆明有名的羊皮、金箔作坊或店铺。1902年残叶遍地的秋天,聂耳父亲聂鸿仪和他的傣族母亲彭寂宽从祖籍玉溪来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栋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与现在的住民杨家共用后院成为邻居。聂鸿仪、彭寂宽夫妇在这里居住10年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大年除夕前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聂耳在这栋楼房里诞生。
  别具意味的是:彭寂宽在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三年也就是宣统的最后一年孕育了聂耳,母腹中的聂耳却跨越了改朝换代的动荡时光,在清王朝刚刚崩溃,民国建立的一个半月后的那一天,降临到这个硝烟弥漫、多灾多难的世界上。是聂耳有意选择这一天出世,还是时代让聂耳必须在这一天出生的呢?我们无法解答。但我们可以想想,在聂耳出生前的百多天日子里,正是中国人民为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而进行最后斗争的电闪雷鸣的时侯。聂耳在母亲不平静的胎胞里躁动着,也一定被辛亥革命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昆明10月30日即阴历九月九日的“重九起义”的枪声和呐喊声震撼了。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种震憾,是因为蔡锷、唐继尧等将军的新军所攻打的清王朝在云南的最后堡垒——总督署衙门,就近在聂耳出生的楼房北面只有数百米的地方。这难道不会使我们想到护国起义的军号声,不仅是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梦想的埋葬,而且也是对后来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的催生么?
  由于聂耳在学校期间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文艺演出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聂耳被迫于1930年7月10日乘法式小火车离开昆明。谁也不曾想到,聂耳的此次离别昆明,竟然成了他与故乡和亲人的永诀。聂耳从滇南河口出境,取道越南再经香港前往上海。聂耳顶替他三哥聂伦在上海云丰申庄当了会计。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聂耳成天与算盘、账簿和拉货板车打交道,与爱打麻将的店友相处,心里感到无聊和厌烦。随着云丰申庄因亏本倒闭。聂耳失业落泊。聂耳根据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去报考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被顺利录取,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1932年4月聂耳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由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年代,爱国激情使聂耳热血沸腾。由于与黎锦晖在音乐的时代性与艺术使命观点上存在分歧,聂耳离开了明月歌剧社。1932年8月,聂耳来到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但因北平难以求职,生活无着落,同年11月返沪。鉴于聂耳的思想觉悟与音乐上的突出表现,他随即被党组织安排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秘密地举行了入党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迈上了如聂耳自己所说所向往的“代替大众在呐喊”又“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新兴的革命音乐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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