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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师恩


□ 邵柏林 王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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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央美院的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如张仃先生,李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充满尊师爱教的亲情。1951年张先生任实用美术系系主任时才35岁。我们常看到先生骑辆倒轮闸自行车,车上系了一只铝饭盒,中午就在陶瓷系办公室热一热吃了。我出于好奇心总想看看老师吃的是什么美味佳肴,张先生一边打开饭盒,一边问我吃过了没有。我望着那半盒米饭、一个鸡蛋和一些炒白菜,一边应承着,一边不知是何滋味地退了出来。
毕业后我们还常拿我设计的东西请教先生。大雅宝胡同、景山东街、白家庄、红庙北里是我常去的地方,先生从无惮烦之意。许多只能意会,很难言传的艺术道理是历经岁月的蹉跎和笔底的积淀才悟出来的。
1956年韩象琦画的颐和园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后,被分到邮票发行局工作。我问起他和张仃先生、李可染先生学画的体会,他讲了一个故事。张仃先生、李可染先生带领黄润华、周思聪、韩象琦等在颐和园写生,吃住在园林。师生都在职工大食堂搭伙。当时只有一个对外的石舫餐厅好些,那年月,刚从昆明湖里打上来即烹的鲜鱼不过一两元钱一客小炒。每逢游人散尽,韩象琦总巴望着老师能请他们打牙祭。一天张先生看了他的画说:“画不出好画来,吃什么也不香啊!”
同年,张仃先生刚从德国出访归来,对方希望邀请两位中国画家访德巡展。张先生向文化部力荐李可染先生的山水和关良先生的画戏。我由于耳濡目染对李先生的画心仪已久,但对关良先生画戏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稚拙天趣却不甚了了。起初总以为精致、俊秀、惟妙惟肖是一种美,后来慢慢地懂得古拙、散淡、逸笔草草更是一种另类的耐人咀嚼的美。
1979年大地春回,我到学校参加校庆。各界领导鱼贯入场,当张先生走来时,全体师生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常说天地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这哪里是掌声,分明是公平自在人心,是非自在人心的滚滚雷鸣!
那年我已年过半百,张先生不肯再对我直呼其名,总是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两个字,使我颇不安。老师对学生“善下之”的情意是令人难忘的。
20年前,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学校也急需师资人才。张先生经和吴劳先生商议后,拟调我到学校任教。商调函送到局里,经再三思考,终因我对邮票“执迷不悟,痴心不改”而放弃。这真应了那句话“人的命,天注定”。
1985年任职期间,环顾四周,我深感中国邮票艺术水准的滞后,遂提出两项改革措施:一、引进竞争机制,不拘一格选人才。一个选题由局内专业人员设计的同时,还把全国最优秀的画家、设计家组织进来参与设计。通过公开公正的评选,选出最好的方案来;二、成立专家评审委员会为邮电部在艺术上把关。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都是我国的著名画家组成。张仃、华君武、黄永玉、郁风、周令钊诸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出于对我国邮票艺术的期待,加之对我的经历、为人的了解都慨然接受邀请。年逾古稀的张先生更是兼任主任委员,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所难以承担的种种压力和风险。有时评审会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一开开一天,简单用饭之后,老师们就在会议室靠着沙发和衣休息一会儿,聊作午休。我轻轻推门进去,一种愧对无奈的酸楚顿时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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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扩大的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上,我们邀请了中央美院靳尚谊、詹建俊、邵大箴,中央工艺美院袁运甫、杜大恺等和在京的各大媒体记者列席参加。当讨论某一图稿时,张先生讲完了自己的意见后,我接着说了不同的看法。张先生一边抄着手倾听,一边微笑点头。会后袁运甫把我叫到一边说:老邵,你怎么能在老师面前直言不同意见呢?我一时语塞,怔了怔说,张先生知道我生性愚钝,我也知道张先生对不同艺术见解宽容,特别是对后来人,对某些疏离的专业领域总是抱着倾听、明辨、从善如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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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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