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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之革命尚未成功


□ 王树增

  历史的赌注

  1 霞光如血

  一九一一年九月,暑热难耐的湖北武汉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

  十四日,湖北新军中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虽然共进社最早出于同盟会,而文学社也赞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湖北新军中的这两个革命组织一直互有成见:“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内发展组织,以致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两团体各有代表;同一士兵,两团体争相吸引,造成不少矛盾。”一九一一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坚定了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决心,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愿望由此而生。

  五月,两个组织的第一次协商会议,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的住宅召开。共进会方面孙武、邓玉麟等,文学社方面蒋翊武、刘复基等领导人出席会议,但是由于积怨甚深,特别是对联合后的组织以准为主体各执一端,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

  六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难以弥合而未果。

  九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徵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十四日,两个革命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湖北新军中两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合流,竟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史发生剧变的前奏。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急不可待。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迷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迷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刘公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到上海去请同盟会领导人进行得并不顺利。

  由于有消息说湖北风声正紧,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并不是举事发难的好时机——后来的历史告诉同盟会领导人,等他们确信湖北大有可为而赶到武昌时,导致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已爆发数日。

  没有把同盟会领导人等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二十三日在武昌雄楚楼再次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孙武、刘复基、邓玉麟、彭楚藩等人,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已如箭在弦上,决定推举蒋翊武为负责军令的军事总指挥、孙武为负责政令的军务部长、刘公为负责民事的总理。第二天,会议转至武昌胭脂巷十一号继续进行,与会者的增加使会议规模骇人:湖北新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标的陆军代表;炮队第八标、马队第八标、混成炮协炮队、工程队、宪兵营、辎重队的代表以及测绘学堂、陆军中学的代表——如同湖北新军的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

  会上,刘复基报告了起义计划,还报告了“人事草案”,即军务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等各部负责人名单,还有负责军械、司刑、司书、会计等人员名单以及政治和军务筹备员名单——洋洋大观的名单,犹如一个政府的架构。参谋长孙武在总结时说:“我们大家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展开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八月十五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每每来到上海,都住在宋家”,宋家的孩子们将他视为“自己家中的一员”,并说那时孙中山就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自宋庆龄出生的一八九三年一月起,到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回国任临时大总统,整整十九年间孙中山仅到过上海两次,且停留的时间都极其短暂。即使他到过宋嘉树的家中,那时的宋庆龄也只是一个孩子而已。美丽的女孩成为了一个富有激情女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正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宋庆龄欢喜若狂。一九一三年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以及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宋霭龄跟随孙中山逃亡日本,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那一年的八月,宋庆龄在美国结束学业,抵达日本横滨后,在父亲和姐姐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这是成年后的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她为孙中山带来了一箱海外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和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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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11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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