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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之革命尚未成功


□ 王树增

  历史的赌注

  1 霞光如血

  一九一一年九月,暑热难耐的湖北武汉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

  十四日,湖北新军中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虽然共进社最早出于同盟会,而文学社也赞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湖北新军中的这两个革命组织一直互有成见:“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内发展组织,以致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两团体各有代表;同一士兵,两团体争相吸引,造成不少矛盾。”一九一一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坚定了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决心,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愿望由此而生。

  五月,两个组织的第一次协商会议,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的住宅召开。共进会方面孙武、邓玉麟等,文学社方面蒋翊武、刘复基等领导人出席会议,但是由于积怨甚深,特别是对联合后的组织以准为主体各执一端,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

  六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难以弥合而未果。

  九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徵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十四日,两个革命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湖北新军中两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合流,竟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史发生剧变的前奏。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急不可待。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迷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迷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刘公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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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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