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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不掉的“夹边沟


□ 杨得志


编者按:本刊曾于2002年6、7期分两次刊出反映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磨难生活的《夹边沟》一文,引起读者的关注。夹边沟的往事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作者杨得志先生在那里的劳教农场度过了4年艰难的岁月。1962年,他回到了家乡山西闻喜,左倾思潮的猖獗,物质生活的困窘,“夹边沟”的阴影又挥之不去,顶着“黑五类”的帽子,为一家老小裹腹疲于奔命之际,他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那就是责任,于家于国都要有所承担。本文仍是杨先生回忆录的一部分,其子杨澍参与整理。杨澍(笔名杨肃)曾在我刊发表过社会纪实《选举,选举》(2003年8期)。父子两人,都为不同的时代留下了珍贵的纪录。
一、断炊之苦
1962年5月,我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山西省闻喜县小张村,当了一名被管制的右派农民。那里有我在西安市久住,业已回家十年的二老。家里共有四间半房,和一个下地窑院。父亲在农业社干活。我从十二岁因逃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在西安靠父亲经商来维持生活。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从不认识五谷杂粮,根本没有接触过一天农活。按照定西中级法院1958年8月的判决书,我早已管制期满,但他们认为我是戴高帽子的右派,应该继续管制。唉,那年头,“二”字真是吃香了,全国各地都有“二劳改”,也都有了“二管制”。当时情况是,只要有领导者一句话,就顶事,就是法律。真正的法律算个啥?他说的是啥就是啥。他说:你虽劳改期满,还需留场继续改造,你就不得回家,只得去当“二劳改”。中央规定“劳教人员可以回家自谋生活”,他认为不行,你就得再被管制。法律形同虚设,领导出口就是圣旨,随意性很大。我就这样变成了“二管制”,和“二劳改”无甚差异。
起初,我不懂农活。队长分配我干些简单易行的活儿,如犁地,我不会驾御牲口,时间长了强打鸭子上了架,才会犁了。但手上没劲,总是犁下的地不成直线,歪歪扭扭,为此常受批评。以后队长便叫去干翻地等一些出力的活儿。由于在夹边沟的锤炼,也较能适应。至于摇耧、薅草、赶大车等带有技术的活儿,根本不会。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倒也悠闲自得。惟一的感觉,就是全家吃粮困难。
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年,我妻王静也由甘肃定远通过山西省委调回闻喜县了,被安排在距家30华里以外的山区柏林公社任公社党委委员、妇联主任。这样我们全家都团圆了,我的生活也不孤单了。
回家后,家乡正在实行食堂化。每天下工,社员们齐往公共食堂排队打饭。食堂设在我家的三间房内,我父母被撵到领导家居住。那时候,一切都在向共产主义方向迈进,住房可由大队任意调用,住户服从大队安排,家里的大型用具,如纺织机、小车等可以自由支配使用,场院都归集体,谁需要,谁就可以申请使用。
在我家的大门两边用砖砌成安装对联的砖框,用砖刻着副对联。上联是“人民公社万年常青”,下联是“公共食堂千古长存”,上额是“生活美好”。群众在地里干活卖力,在食堂吃个半饱后,不得不回到自己家中拿出在地里采集的野菜再填肚皮。有些人便顺口溜出童谣“吃粮上了秤,阎王将要命”。这说明象征“美好生活”的公共食堂不得人心,大家说可不敢叫它“万年常青”、“千古永存”下去,这样的“美好生活”我们实在无福消受。不久,这个号称“美好生活”的“千古永存”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我家的住房很快腾出,我们才得重返故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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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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