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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饥饿的阴霾


  一九九八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因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森的工作的实践意义做过如下总结:
  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
  在森教授多个研究方向中,对饥饿的经验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饥饿并不是一个现代弊病,但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足以为人类提供足够的食物,现代饥饿就变得比过去更加无法容忍,消除饥饿也成为现代政府与公众的共同责任。在他与另一位印度籍学者让·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研究中,当代中国反饥饿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重要个案。他们所说的饥饿,既包括短期内导致死亡率显著上升的饥荒,也包括经常性饥饿与营养不良。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独立以来,虽然在消除经常性饥饿方面较中国大为逊色,但却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中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在人均食物供给并未显著增加的条件下,在预期寿命、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多项指标的改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间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荒。这种简单的对比说明,饥饿或饥荒并不与社会财富或食物供给总量存在反向的对应关系。
  饥饿发生在贫穷地区比发生在富裕地区的概率要大得多,但如果社会内部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同样会发生与“衰退型饥荒”相对的“繁荣型饥荒”。这说明饥饿的长期存在不仅与财富的缺乏有关,更与财富和各种权利的分配有关,与政府和公众在面对饥馑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达一万五千亿美元之巨,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即使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过于乐观,如果我们不对现行的公共政策和行动范式适时检讨,饥饿的阴霾仍会伴随着我们。
  冷静地看待当今中国的现状,并不是一件矫揉造作的事情。森和德雷兹在另一本《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中揭示,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反而在经济快速增长以后,无论从预期寿命,还是从婴儿死亡率来看,进步却比不上韩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八十年代中期死亡率甚至有所上升。他们的数据还仅限于中国九十年代以前,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进步同样不宜太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直到一九九九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才普遍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五以下,而这个数字仍然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死亡率的高低固然是多种因素的结果,比如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与孕妇死亡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的健康状况以至营养状况。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虽然有所提高,但中国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比城市居民低六岁,而中国最富和最穷省份(北京和贵州)居民预期寿命之间相差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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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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