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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二题)


□ 张立国

林语堂的苏东坡影像

记得有一种说法:了解某人,看他的自传,不如看他为别人作的传。抱着这种私人兴趣,我翻开了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对于苏东坡,我绝不陌生,他的诗词文章早已耳熟于胸,更何况我几次游览过他在海南岛上的贬居之地——儋州东坡书院。苏东坡在公元1097年7月——1110年6月间曾谪居于此,宋绍圣四年(1097年),他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那时他已六十余岁。真可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在孤岛的流放时间虽然短暂,却给海南留下了中原文化的火种,故受琼岛后人的敬重与爱戴。《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于1945年,1947年由美国John Day出版社出版。《苏东坡传》是林语堂自己最偏爱的一本英文著作,在自序中他写道:“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尽管林语堂声称自己写《苏东坡传》只是“以此为乐而已”,但从此书酝酿到脱稿约十余年而观之,实为呕心沥血之作也。《苏东坡传》全书分为四卷,总共二十八章,并有附录两篇。苏东坡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宋代诗人,想把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人物写好写活,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然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成功了,它不但在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自从两个中译本问世后,它又为国人所看好。林语堂在序言里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认为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这无疑是对于苏东坡的最为精妙的概括。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极令大众倾心仰慕的伟大文人,这不仅是基于他的诗词和文章的优美华丽,更基于他总是以平常心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的正直与耿介,在苦难中寻找乐趣的罕见本领,以及由此形成的明亮的人格魅力。
有论者认为林语堂与苏东坡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把这本传记写得那么出色,他传即自传也;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林语堂因为欣赏苏东坡才进而为他作传,正如林语堂所说的那样:“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口味的问题”。而人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传》,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位中国古代大文人崇尚性灵的经历和故事。从接受理论的视角来看,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的过程就是还原传主的形象、情感体验和思想倾向的过程,而由于传记作者的“口味”的介入,这一还原过程虽然含有来自传主的客体内容,但却染上了接受者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较为突出地表现在传记的文献取向方面。在传记中,文献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即背景层和本事层文献的缺项。而蕴含在这文献取向之后的,正是林语堂当日的期待视野。苏东坡因新旧党争而表现出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与林语堂从积极参与到回避党派政治的变化过程是相似的。苏东坡在其忧患生涯中显示出来的”镇定、智慧、成熟”的个性魅力,也正是林语堂所极力欣赏和称道的。他说:“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指苏东坡)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就是林语堂所谓“用微笑面对感伤的景象”的意思。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对北宋新旧党争的大背景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在论述宰相王安石何以如此偏激何以如此固执之原因时写道:“中国朝廷向来没有完整的政党政治,严格划分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权利与责任。没有计票、举手、是非或任何确定多数意见的办法。中国人开会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党政治学的视野。而执政党和反对派责权的不明确,台谏官议论的偏重,都是古代中国缺乏完整的政党政治的表现,而这也正是王安石之所以偏激和固执的原因所在。惟其如此,“政治游戏便成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比西方更剧烈”。这种论调无疑与中国传统文人议论之文相异,应该说,是近代以来西方政党政治的视野帮助了林语堂,使他对北宋新旧党争的起因能够作出上述的分析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苏东坡传》让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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