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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已



受访:李 俊
访问:陈宝光
时间:2006年3月10日上午
地点:总政莲花池千休所

陈:您是怎样当上电影导演的?
李:我1952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参加了纪录片《八一运动大会》的拍摄。这部影片的总编导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司徒慧敏,我是三个助理编导之一。然后就到部队去拍了军事教育片《排进攻》。我以前从来没有拍过电影,一开始就这么干,那时的领导也很放手,让我们在实践中学习,一面实践一面学习。我记得《排进攻》是用16毫米的胶片拍的,拍完以后就给了我一台编辑机,那时八一厂屋里的墙壁都是雪白的,我就把放映机放到办公桌上,用墙壁当银幕,一面放一面看一面编。这部影片我从开始搞剧本、拍摄到自己剪辑、录音、合成,直到影片的最后完成,这就使我基本上熟悉了一部影片创作的全过程。
1953年我到朝鲜拍了纪录片《宽待俘虏》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人造谣说我们虐待战俘,我们要让人们看看那些俘虏在我们的战俘营是怎么生活的。我去得很巧,战俘营要开运动会,竞赛项目有双脚套着麻袋赛跑、跳板跳水等,俘虏们高兴得不行。我还到平壤拍了美军战俘迪安少将。周总理把这部影片拿到日内瓦去放映。我还参与拍摄了彩色纪录片《康藏公路》。
陈:当时有没有上学的机会呢?
李:那时很多人到电影学院去学习,按理说我也应该到电影学院去学习,但是我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到电影学院学习有个学制问题,一学几年,太耽误工夫。我就愿意一面实践一面学习,这样掌握电影艺术反而更快一些。
陈:您是搞戏剧的出身,觉得改行搞电影有哪些困难?
李:我没有感觉有什么困难。有人对我讲,电影的节奏要掌握好。那么舞台戏也有节奏,那是连续的表演。抗美援朝一开始,我在西北写了一个歌剧《患难之交》,表现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抗战时的事迹,还得了西北文艺汇演一等奖。拍电影时,我根据经验就知道这个镜头该用多长,那个镜头该用多短。我是根据戏的内容节奏,按照拍舞台戏的节奏,看演员演得准确不准确,节奏掌握得好不好,戏出得来出不来。这个掌握好以后,全片的节奏我就掌握了。
陈:影片拍出来是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困难不困难?
李:不困难,还没有感觉接不上的。因为节奏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就看着演员的表演是否按照我的要求,能不能把戏演出来,演出来,合适了,就可以了。
陈:拍《排进攻》时战士听您的调度,拍《宽待俘虏》时对俘虏是否要用别的方法?
李:美国兵俘虏在镜头前无所谓。我要拍战俘营的生活,弄点吃的喝的,他们连吃带喝非常高兴。要拍他们开舞会,俘虏们就穿着花花哨哨的衣服来了,就好像出来玩一样。
陈:您的第一部故事片《回民支队》是怎么想起拍的?
李:有一个同志写了一个原始稿《穆斯林的子弟》。我了解这个材料,重新写剧本的时候,了解到实有其人的马本斋,于是就围绕马本斋写了剧本《回民支队》。实际上回民支队里汉民比回民多,但拍《回民支队》的时候,我就把回民支队弄成就是回民,这样更突出些。
陈:《回民支队》反映了我军改造旧军队的过程,它受没受苏联影片《夏伯阳》的影响?
李:很难说没受它的影响,因为我没有搞电影之前,主要看的都是苏联电影,像《攻克柏林》、《夏伯阳》等,因此不可能不受苏联电影的影响。但是我不照抄它们。
陈:马本斋曾是旧军官,影片里改造他队伍的那些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李: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回民支队被敌人包围的危急时刻,八略军给它解过围;回民支队加入八路军后,上级派去一个老红军当政委,马本斋和政委有矛盾,这些是真实的。派来的郭政委就是当初给回民支队解围的郭团长,但郭政委不说,直到他牺牲后,马本斋才知道真相,这些是虚构的。
陈:您感觉从拍纪录片转到拍故事片,有什么困难?
李: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困难。
陈:《回民支队》的台词非常好,显示了您编剧的功力。
李:我接触过一些起义部队,听到过很多他们的语言。比如听我们唱“我们是人民的子弟,人民是我们的爹娘”,他们有人就说“革命革命,倒比谁小一辈儿了”。这些语言我借用过来,所以非常生活,非常精彩。
陈《回民支队》由您编剧,又由您导演,非常成功。为什么以后您就不编剧了?
李:因为写电影剧本要费很大的劲,先收集材料,然后写,再反复修改。另外,通过《回民支队》,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故事片导演的创作方法,那我就专心搞导演,再不做编剧了。
陈:专做导演就有一个跟编剧协调、衔接的问题,您是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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