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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文艺典范的建构


□ 杜 英

  内容提要 本文由文艺作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所遭遇的文化“转折”,将文艺形态的基础追寻到创作所受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影响的根源,这种追寻并非要沿袭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文艺发展的传统阐释框架,而是要说明国家社会生活如何在文艺中找到对于自身的表达。并从中抽象出当时文化人参与其中的基本的文艺理念,发掘他们不同以往的时代感受和表达方式,进而综合出文艺新变的整体趋向。将文艺纳入到同影响虚构与表达的历史的互动关系中思考文艺,而在这一总体的历史视野下,种种看似分歧的文艺现象在历史叙述中具有某种可通约性。
  
  有必要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做几点说明。选择1949年前后的文艺创作为考察对象是基于这段历史的多重性未能在文学史中得到完好的开掘。在毛泽东看来,“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特指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共产党“要造的新中国”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及至1949年,这一共和国的构想得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写入《共同纲领》,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这一言说的曲折基于如下的假设:即“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1952年后,有版本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之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的界说。而1940年张闻天即已持有明确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是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最革命、最科学的独立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正比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纠结亦使得共和国初期的文化在性质上难以均质化地予以界定,在文艺实践被“名状”时难免遭遇辗转。
  就文艺而言,革命史观下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分期框架还不足以定格文化的图景,因为文化实践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并不一定采取一一对应、同步发展的方式。但文化人在对置身其中的文艺潮流或创作方法进行描述时,往往又难以摆脱将文化发展从属于或比照于社会政治变革的思维模式。如此思维方式导致了50年代初期文艺界在描述历史情境和进行自我指认时,需要不断修正、重新界定一些文艺概念。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处于“移动”状态中,名不副实、名目混乱等“名”与“实”之间的错综关系为研究者制造了种种语言干扰。
  1949年茅盾使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指称当时的文艺创作潮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但是,因为一般人看见社会主义一词就想到它的经济的政治的含义,而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所以一般的我们都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一词以区别与实(按,疑为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的现实主义”。“命名”的犹疑恰恰说明命名者在思维方式中既要顾虑到社会政治环境之于文化在性质上的决定作用,又要表达出文化不同以往的时代特质这一难以两全的困境。1952年的冯雪峰依据“文学所负担的革命的、政治的任务”的社会基础,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942年讲话以后到当时(1952年)为一个阶段,名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从鲁迅所奠定的五四的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它与之前的“革命的现实主义”,都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1951年李广田基于毛泽东的《实践论》将当时的文学潮流描述为“新现实主义”。旧的现宴主义者不过是反映世界,而“今天我们新现实主义的作家则不满足于这样,而是更进一步要求改造世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正在作的,也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所已经有了伟大成就的”。在对5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进行命名中,尽管他们使用的概念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名分作出了区分,但在内涵上相差不多。直到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对当时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或方法的命名才一度得以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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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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