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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二百年祭


□ 张汝伦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逝世二百周年,应该是今年人类精神日历上最醒目的标记。其实,这个已经长眠二百年的哲人从来就没有死去。与他的后来者黑格尔、尼采或海德格尔不同,康德一直得到各种哲学背景的人尊敬。他的认识论始终是各国哲学系必有的课程;“人是目的”的命题更是脍炙人口;康德判断力学说也为识者津津乐道;而他先验构造的方法至今还为许多人模仿。然而,这是在所谓的学术界。在学术界之外,康德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仍然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中?他的问题,是否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用经验的证伪法来判断一个理论或思想的生死真假,伟大或平庸,那么康德哲学似乎很不妙。康德坚信理性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的哲学因而被人称为“理性的神正论”。然而,对于经过历史主义和人类学洗礼并生活在后现代文化中的人们来说,理性总是植根于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中,它的产物总是反映了它的根源背景。理性的普遍性不是迷思(myth)就是迷梦。即使把深层的文化差异问题放在一边,后康德的人类思想与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人往往、甚至主要不是被理性所支配,而是他们利益、偏见、信仰和欲望的奴隶。康德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经验和遭遇似乎证明,康德的思想最多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不断为残酷的历史轻易证伪的良好愿望。
  然而,康德并不天真。与他的启蒙同时代人不同,康德对于人的丑恶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同样看到,人与动物之不同的确在于他有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始终服从理性。相反,在理性与欲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理性及其完善只是对人类这个物种而言;个人基本上为自己的自然欲望所驱使,所以他往往不能满足和符合道德律令的要求,这使得人类历史至今是一个罪恶的故事。康德尽管因此无法抑止对人类的某种厌恶之情,但却没有因此动摇他对理性的信仰。他还有一个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法宝——目的论,尽管这个法宝早已被他的启蒙同时代人作为“迷信”扔到了一边。他相信目的论将保证理性在历史中的最终胜利。
  康德的论证是,虽然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可能是无力的,但我们可以在自然本身的运作中找到它的替代: “现在大自然就来支持这种受人敬爱的但在实践上又是软弱无力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公意了,而且还恰好是通过这种自私的倾向。于是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怎样组织良好的问题……可以使他们自私的力量彼此相对,以至于每一种都足以防止其他各种的毁灭性作用或抵消它们。对于理性来说,结果就好像是人的自私倾向不存在,而人即使不是一个道德良好的人,也被迫成为一个好公民。”(《永久和平论》)即使人的自私倾向也会导致理性的目标。例如,虽然民族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武器的日益发达和战争代价的巨大会迫使各个国家放弃战争。此外,从商业利益考虑战争也是不明智的。总之,康德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使得人类众恶的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是至善。不同的是对于后者来说“看不见的手”是市场;而对于康德来说则是目的论。
  可是,对于生活在每天都在上演悲剧与恐怖的当今世界的人来说,除非足够天真,否则相信康德的目的论论证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咸与市场和咸与重商的后冷战时代,战争仍然没有停息,军火贸易仍然是全球贸易的大宗。康德若是活到今天,会不会放弃他的目的论呢?答案可能是:他也许会放弃某些具体的目的论论证,如商业贸易的发展将使人们放弃战争;但他不太会放弃他一般的目的论立场。因为这既是他批判哲学的前提,又是它的归宿。这个立场并非出于理论圆满的需要随意杜撰,也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对现代性根本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对现代性最深刻、最根本,也是最困难问题的回答。在此问题上,卢梭对他有根本的影响。
  在所有的西方思想家中,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最大,也最根本。虽然康德曾将牛顿和卢梭相提并论,并把卢梭叫做“道德世界的牛顿”,但牛顿对康德的影响与卢梭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卢梭对康德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奠基性的和方向性的。康德说他自己性近于学术,对知识有一种贪婪的渴求,一心要推动知识的进展,以为这就是人的最高追求,并因此鄙薄无知的芸芸众生。但卢梭纠正了他的看法,卢梭使他明白,在纯粹思维的追求之上还有人的尊严和人权,如果他的反思不能有助于人类恢复自身的权利的话,他就比一个普通工人都不如。康德一生作息安排如钟表一样规则,惟独在一七六二年为读新出的《爱弥儿》而取消了下午的散步。卢梭的画像是他书房里惟一的装饰。在这些不寻常的外在事实后面,是他对卢梭深刻洞见的无比钦佩和服膺。对于这个屡遭歪曲和妖魔化的“日内瓦公民”,康德的评价可能至今仍是最高的。他认为是“卢梭第一次发现了深深藏匿了的人类本质,和那深藏起来的、可以通过对它的观察来证明天意的法则”。
  卡西尔曾说,在康德思想发展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上,是卢梭为他展示了那个始终不渝的方向。我们知道,康德是在他的批判哲学出台之前,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接触卢梭思想的。如果卡西尔上述的论断成立的话,这就意味着康德的批判哲学实际上是在卢梭的影响下形成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按照现行教科书和学院的通常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主要是认识论加实践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加所谓的美学。他的理性批判的目的是要为客观知识奠定一个先验的基础,回应他在第一批判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序里谈到的两个危险,即无根据的独断论和蔓延的怀疑论。这种理解的重心实际上在认识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因此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主体性概念更是风靡一时,成了思想解放的标志。康德的实践哲学与美学虽也有人研究,但分量与重要性根本不能与对他的认识论研究相比,只是聊备一格而已。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批判哲学与他的所谓“哥白尼革命”画等号,实际上并未把康德哲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所谓第一批判研究现象界(或自然),第二批判研究本体界(自由),第三批判想打通前两个批判却不太成功的习惯说法,加强了康德哲学的分裂印象。其实,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不是“一块整钢”,但确是一个整体。由于康德一再强调的实践理性先于理论理性,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的思想始终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贯穿三大批判的内在深层理路,也就更少有人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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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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