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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分析


□ 徐正源

  [关键词] 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形成机制
  [摘 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的迅速扩大,中国明确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并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负责任大国”的自我角色认知。在物质实力、主观意愿以及他者期望等变量的影响下,中国自我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在基于模仿和习得的内部学习机制和基于激励和压力的外部社会化机制作用下实现了从理性选择机制到合法性机制的过渡。
  [中图分类号] D8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10)01005908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的迅速扩大,中国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中国于1997年明确宣示“做负责任大国”,并于2006年向世界声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1]此间及此后,中国在诸多重要国际和国内场合也日益频繁地以“负责任大国”指称自身。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肆虐蔓延、国际气候谈判焦灼不前的形势下,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合作、主动宣布减排目标等负责任行为更加凸显了中国的国际责任意识。这表明,“负责任大国”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对自我角色的基本认知,而对“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也成为过去十余年贯穿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逻辑主线。那么,该角色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其形成的影响变量和内在机理又是什么?以下本文将从中观层次上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进行探查。
  
  一、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背景与根本内涵
  
  中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做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并开始形成“负责任大国”的自
  我角色认知,既有国际政治条件发生变化的客观背景,也有主观意愿产生转变的重要因素,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为该理念的提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首先,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间激烈对峙的局面,和平与合作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流,长期国际和平环境的维持成为可能,这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两极格局的瓦解带来了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中国作为一超多强格局中的强国之一,获得了更加宽松的国际发展空间,从而为中国获得多极化世界中的大国地位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冷战的结束也造成了大量民族、宗教纠纷的凸显和地区热点问题的不断爆发,而日益突出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也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国际社会呼吁大国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携手合作,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诸多国际危机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这就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负责任大国提出了客观要求。
  而且,鉴于中国国家实力迅速膨胀的事实,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未来行为模式和发展前景感到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印证了这一点。国际社会期待崛起的中国能够遵守国际规则,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其次,在国内条件方面,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物质实力的持续增长成为中国重构自身角色的最重要动因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软权力也获得较大的提升,中国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贡献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认可。迅速崛起的国家实力激发了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发挥更大国际作用、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愿望,这种愿望不断加强着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认知,推动着中国的国家角色建构。“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2](P22)而且,更重要的是,做负责任大国还是中国进一步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向国际社会明确传达出维持国际体系现状的信息,才能确保自身发展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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