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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视世界如恒沙


□ 陈乐民

  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
  
  近得海外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的三本书:《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和《地北天南叙古今》。三本书用一种生动活泼的体裁系统地讲历史,推事及理,有叙有议,虽然文学范式或许此间读者不一定很熟悉,但只要读下去就会尝出兴味来。
  所得印象之最要者是书中屡次出现的“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观念。言其是最要者,是因为它涉及指导人们观察历史的一条通路。这是个历史观问题。“大历史”之“大”,自然非关细节,而在于规律。黄先生自己解释就是“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我想略近于司马迁之“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自序里记述周密的父亲如何用周氏先人的“手泽数十大帙”来训示周密,说只有周氏家乘不可删,而国史之论异,每多“私意”,因而“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意思是史无信史。这是指某些具体史实和它们的细节而言。近哲冯友兰先生在三十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时也曾说、晚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又重说,写出的“历史书”与真正演过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契合。他说的也是指史实以及古来哲学家们的思想。我想,这正是历史研究之所以没有止境的原因;否则,天下有一定本便可了事,何劳没完没了地炒冷饭。殊不知历史并非由人摆布的物件,总时有新资料、新看法冒出来。因此大学要设历史系,研究所也有各种历史研究所;许与史学家皓首穷经,无非此史。
  若夫黄仁宇先生之所谓“大者”,却不全是周密和冯先生说的那些意思,当然要重史实,但着重点却放在历史何以如此、而不如彼,即论证“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rationalityofhistory)。就像“资本主义”这种怪物,从萌芽到形成,是在西欧的历史长过程中进行的,它是“动态”的,并不是谁先打好了腹稿然后写出来的文章,是先有其物,后得其名的。资本主义肇始于中世纪后,而有“资本主义”之称谓则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世界之所以为现今之世界,中国之所以为现今之中国,都有其“长期合理性”。只能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用不着去做那种“如果”怎么样就可能怎么样的假想。明乎此,也就不致于陷进某些事理(那怕是很重要的事理)的争论中去了,对历史人物之臧否,自只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多些冷静的分析而少有情感上的好恶。
  这里的“大”,黄氏是根据英文的“macro”,非单纯言其包罗面之宽、之大,而更言其纵贯性之深、之远。如中华帝国中央集权及其官僚结构,从秦汉,历经隋唐宋,而及于明清这三个历史阶段,几乎系于一根脉络,它是破除了先秦封建制而建立起来的。这三个阶段的经济财政情况基本上是“内向的”、“非竞争性的”;商业间有繁荣,政策举措间有改动,但都不曾形成突破性的、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进展;即使有王安石新法一类,只因缺乏“低层机构”的支撑而不果行,并非只因政治上反对派作梗之故。欧洲史却不同,文艺复兴作为中世纪的反动,破除了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推动了“分层机构”的建设,商业繁荣引出工业革命,直到成为绵延了好几个世纪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所谓三点“技术性格”:“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extensionof credit),“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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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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