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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乌托邦研究刍论


□ 周均平

  内容提要:国外对审美乌托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审美乌托邦理论和文学艺术现象两方面,国内审美乌托邦研究也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研究现状考察,是弥补以往乌托邦研究薄弱环节的需要;从词源学分析,乌托邦原初就有“美好”之义;从表现形式或文体渊源审视,乌托邦经常是以乌托邦文学或乌托邦小说等文学艺术形式形象显现出来的;从当下审美和文艺创造实践观照,是对乌托邦背离、消解和缺失的一种反拨;从本体论探讨,是由审美乌托邦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质、内容、地位和价值决定的。
  
  乌托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现象之一,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乌托邦及其精神植根于人的本质,为人所特有,是人类前进的精神原动力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指向完美的乌托邦的追求,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作为一种“元叙事”,它几乎贯穿人类世界的整个历史,构成了人类想象世界与现实生活里的特殊一隅。近年来,审美乌托邦作为乌托邦最重要的表现形态,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和新趋向。所以如此,有多重成因。对审美乌托邦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且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学术任务。本文拟在对国内外乌托邦研究,特别是审美乌托邦研究现状简要梳理的基础上,概括阐明对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初步看法,抛砖引玉,是为刍论。
  
  一
  
  国外对乌托邦的研究起步很早且源远流长。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认为,真正将乌托邦这一现象独立出来,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的成果,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文艺复兴时期有记载的乌托邦研究是一位名叫阿雷菲尔多的学者在1704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其后有更大发展。路易斯·雷勃在1840年首次提出“乌托邦社会”概念,摩尔则列举了柏拉图以来的二十五种乌托邦,试图结合政治学的方法对之加以研究。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则成为这一时期乌托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恩格斯用“空想”来概括乌托邦的特征,认为乌托邦只是少数天才头脑中的产物,是非历史的,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发展进程,因为其道路是虚幻的。在恩格斯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成熟,乌托邦必然会被更科学和成熟的理论所取代。二战后乌托邦研究蓬勃发展,法国学者雷蒙鲁耶在1950年从心理学的角度首次提出“乌托邦精神”的概念,雅克·沙维尔在1967年出版的小册子中,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乌托邦的历史进行分析,拉斯基的《乌托邦与革命》则是运用社会学与政治学方法研究乌托邦的重要尝试。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危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所受到的批判、欧美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及福利国家的困境,表明乌托邦时代正逐渐走向衰落,哈贝马斯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而乌托邦研究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赫茨勒在1923年出版的《乌托邦思想史》是较早的以编年史形式对乌托邦进行研究的著作,而卡尔·曼海姆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则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区分,赋予乌托邦全新的政治意义。由此,乌托邦引起了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方法特别是由于研究价值取向上肯定、否定,既肯定又否定的不统一,乌托邦研究逐渐走向多样化。肯定者如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法则》以及蒂里希的《政治期望》,都企图在信仰贫乏的年代高扬乌托邦精神,把乌托邦直接置于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上。乌托邦对政治现实的超越,被看成一种意味着历史的创造和人的解放的积极力量。否定者如英国的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均从对立的角度研究乌托邦,把乌托邦与极权主义在价值层面等同起来,将乌托邦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对人类理性的羞辱。还有一些“价值中立”的、持客观研究立场的学院派研究者,如曼努尔兄弟和库玛。曼努尔兄弟的《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和库玛的《现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坚持对乌托邦作“整体性”的纯学术性考察,在肯定乌托邦的价值意义的同时,也探讨乌托邦的局限性。
  国内对乌托邦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滞后。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主要研究空想社会主义。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著作,都相继被译介出版。译介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通过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对立面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了解乃至批判,更充分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专门从事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但囿于当时特定的目的,而且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演变发展的一个阶段或类型,因此,这种研究既未上升到整体和全面的乌托邦研究的高度,又在早期受到苏联学者很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文革”结束至90年代初,虽然乌托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扩大,缓慢发展,不仅对西方乌托邦思想的一些新老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莫尔、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等进行了初步研究,而且论及中国古代、近代的乌托邦问题,论及西方和西方以及西方和中国典型个案的比较研究等等。但出于对“文革”惨剧和苏东剧变的反思,就基本态度和主流倾向而言,大多以反乌托邦为主要取向,对乌托邦严厉拒斥和简单否定。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学者认识到乌托邦的价值并对此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认识,不仅继续翻译评价出版国外研究乌托邦问题的著作,如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奈森·嘉内尔斯《乌托邦之后》,莫里斯·麦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等等,而且出现了大量的论文。据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标题包含“乌托邦”的相关论文:1979-2009年共有1427篇,其中1990-2009年共1371篇,2006-2008年共728篇,其中2006年150篇,2007年161篇,2008年201篇,2009年则达到了216篇。甚至出现了大量学位论文、出版了若干相关著作。据检索标题为乌托邦的相关学位论文114篇,其中博士论文19篇,硕士论文95篇。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如衣俊卿《历史与乌托邦——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陆俊《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陈周旺《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张康元《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谢江平《反乌托邦思想的哲学研究》,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周宁《永远的乌托邦》和《孔教乌托邦》等等。这些成果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对乌托邦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代表了世纪之交中国对乌托邦问题理论思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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