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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与权利


□ 陈国富 卿志琼

  曾经以为,中国经济学家今天的使命就是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弘扬“主旋律”,而对于在这一浪潮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则可将其划归为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对象,他们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存在; 曾经以为,二十世纪那场在中国持续了三年并夺去成千上万生命的饥荒与经济学家无关,因为那是一场“自然灾害”,既然是“天灾”,经济学家就无须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曾经以为,中国目前尚有几千万人遭受饥饿的折磨肯定是由于耕地撂荒、粮食减产所致,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呼吁保护耕地并做一些有限的捐献而已。但是,当读完阿玛蒂亚·森(Sen)所著的《贫困与饥荒》和《饥饿与公共行为》之后,立刻令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并自以为可以置身局外的经济学工作者羞愧万分。
  这种羞愧首先源于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历史意识的丧失。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凸显“形式化”的特征。形式化倾向使经济学家逐渐远离社会现实,他们倾向于只重视分析技术,而忽略其假设的现实性。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也习染了这种形式主义的传统。一些经济学家满足于在狭窄的领域做“专家”,以适应经济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要求。但是,“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萨义德语),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淹没了。
  就饥饿和饥荒的研究而言,中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真切的现实素材,但奇怪的是,专门从事这一研究并有建树的中国学者少之又少。在有关二十世纪那场旷古至今的大饥荒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出几份出自大陆经济学家之手,哪怕是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系统记录。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中,有关那场饥荒的记忆逐渐淡去,人们有意不再提它,好让它尽快成为过去,永远不再出现。但是,这种有意遮蔽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不对造成饥荒的原因做深刻的学理研究,我们就找不到防范的措施,饥荒就随时可能再次袭来。因此,无论如何,“忘却”不是防范饥饿和根治饥荒的有效办法。
  相比之下,身居主流经济学大本营的阿玛蒂亚·森,却一直秉怀历史意识,顽强地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森后来回忆道,自己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投入福利经济学,与他童年的饥饿经历有关。一九四三年,森九岁的时候,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在饥荒中死去。森亲眼目睹了饥荒所造的惨状,“成群结队的人在寻找粮食”,“数千饥饿的乞丐充斥街头”,“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未被处理的死尸”……(《贫困与饥荒》,74页)。后来他负笈英伦学习经济学,但经济学中那些华丽的模型似乎冲不淡他儿时饥饿的记忆,他决定研究饥饿和贫困。当时,他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告诫他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那些“道德垃圾”,但森的道德情怀还是促使他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方向前行,终于在一九九八年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做出了多项关键性的贡献,这些问题包括福利的定义与社会选择、贫困的度量与收入分配、饥民的救助和权利促进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人类应对饥饿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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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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