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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编剧艺术


□ 方志平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各界、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东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90年代的电影编剧自觉融合东西方人文精神和文学、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了一大批在主题表达和艺术探索上超越从前的优秀电影。



90年代电影编剧继承了前辈的创作传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省历史,关注现实,并在新时代新思想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以现代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不仅紧密联系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还试图从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或普遍存在的事实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同时关注现实生活,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问题,揭示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尊重个体生命,反映人性,表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感和浓郁的生命意识。与过去的电影相比,主题得到了更深刻的开掘。
90年代电影编剧在反映各种社会政治问题、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时候不再是单纯的展示或歌颂,而是侧重于表现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从而表达出与过去电影不同的时代精神,如《焦裕禄》、《大决战》、(凤凰琴)、《孔繁森》、《重庆谈判》、《鸦片战争》等。《焦裕禄》通过焦裕禄和吴县长对比,焦裕禄对人民的感情与对家人的态度的对比,歌颂焦裕禄廉洁自律、牺牲个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着力表现焦裕禄用病危的身躯阻挡肆虐的狂沙,用鲜血灌溉贫瘠的沙丘的献身精神。电影还含蓄地把焦裕禄的牺牲精神与某些干部的腐败行为进行对比,以此揭露现实生活中某些干部贪污腐化,贪图个人享受,不顾百姓疾苦的行为。同样是表现革命历史重大题材的电影,《重庆谈判》既歌颂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同时以历史哲学的眼光反观中国革命历史,揭示出取信天下唯以诚,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真理。
90年代电影编剧继承了80年代电影如《人生》、《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影片的文化反思传统,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而且从个体生命和普遍人性的角度思考人所处的文化环境,把矛头对准中国封建文化,揭示出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独特思考,表达了建设强健的中国文化的愿望,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炮打双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炮打双灯》的编剧与《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一样从人性的视角,通过体现封建权力意志的蔡府管事“满地红”在蔡府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对春枝的争夺和对牛宝的惩罚,揭露了严苛的家规、封建族权等封建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被告山杠爷》中的党支部书记山杠爷自觉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体系治理乡村,处理人事时工作方式简单、武断、粗暴,甚至专横,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看,山杠爷的行为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但从法律的角度看,山杠爷却侵犯了人权,触犯了法律,编剧由此提出了道德评判和法律评判的悖论。不仅如此,编剧还通过山杠爷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却又能够管理好乡村并深受老百姓爱戴的事实,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所涉及的人们的心理、人际关系、伦理道德、法制观念、人治或法治等一系列深层问题。应该说,90年代电影在反思中国文化上达到了—定深度。但不足的是,一些影片较少集中力量正面去表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90年代一些电影编剧还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或者通过城乡生活的对比,揭示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人的生活与思想,揭示中国农民艰难的生存处境,如《安居》、《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被告山杠爷》等。过去的电影特别是解放前的电影虽然也反映下层人的艰辛,但它们多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去表现。90年代电影则主要从文化、心理、人性和生存状况上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更加接近生活真实,也更加震撼人心。在《一个都不能少》中,编剧不仅通过家庭贫苦的魏敏芝在山村的所见所闻,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村民艰难的生活,还通过魏敏芝在城里的经历,既客观真实地展示了乡村人在心理上的自卑和恐惧,城市人在精神上的优越感,以及城乡人在物质、精神、思想上的巨大差距。电影还通过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对比,揭示了城市充斥拜金主义思想、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乡村虽然物质匮乏、经济困窘但是纯洁、朴实的生活状态。《安居》以平凡普通的老太婆的生活为视角,表现了人类有史以来都要面对的老人生活问题,通过两代人之间因价值观念的差异而导致的冲突,表现人生的无奈,揭示出城市伦理道德的匮乏和人性的缺失。
90年代电影编剧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的人性探索,力图揭示人的灵魂和人性。以往的电影特别是解放前和“十七年”的电影一般较少对人的内心世界或人性做深入开掘,多是简单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80年代电影虽然也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对人性的探索,但主要是从人性解放的角度要求民主、自由和解放。90年代电影更加冷静客观地揭示人性的复杂性,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如《炮打双灯》便从人性的视角,通过春枝的正当欲望与爱情受到压抑和扭曲,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禁锢。通过民间画师牛宝虽然清贫,但自尊自信、敢恨敢爱、执着进取,不为金钱权势所动、全无奴颜媚骨,歌颂了不可压抑的人性,表达了编剧对顽强拼搏的阳刚血性美的呼唤。《荆轲刺秦王》的编导则深入到人的内心,将人物内心复杂的矛盾外化,展示人的精神历程和人性的复杂性。电影通过嬴政的人生经历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暴君的残酷暴虐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荣华富贵、权势威福的欲望和至高无上王位的诱惑下不断扼杀其善良本性后造成的,揭示出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比较准确地阐释了蠃政性格的形成原因。当然,如果从更高的标准来看,90年代电影编剧较少从个人的角度,或从人性的角度去表现中国历史或现实生活中反映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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