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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 何锡章 刘 畅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复杂的学术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出现存在的合理基础及其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价值。自此学科建立以来,已有大量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进行了深入而多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批富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西方文化思想、文学作品及其文学、美学观念,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换言之,没有这种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否可能,是否会显示现有的风貌,是否具有它自身的价值等等,都将成为新的问题。谁都不能否认这种关系,但问题在于如何去认识这种关系,尤其是如何认识西方思想、文学作品、文学美学观念是如何影响新文学革命的发韧者的,这些东西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现代作家思想、情感世界并转化为文学行动的。从现有的大量成果看,观念、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影响性研究,是讨论分析二者关系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既不可或缺也是应有的研究方法。不过,这种影响性研究也容易流于粗疏和空泛,可能具有思想或理论的某种高度,但少精准细致的微观深度,有思想观念影响的逻辑路线,可缺少心灵情感体验的关键环节。因而很多问题表面清晰,细追依然糊涂。而且一般性地讨论二者的关系而忽视某些基本环节和细节,在很多问题上难以找到坚实的逻辑根基。诚如王富仁为《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所作的序指出的那样:“如果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五四’文学发生的根源,那末,那些西方的哲学史家、政治思想史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伦理学家,不就天然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吗?如果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根源,那末,那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最多的人不就一定是最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吗?如果西方美学、文学理论、创作方法或各种不同的创作技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源,那末,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不就天然会成为比鲁迅、曹禺、沈从文、张爱玲更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吗?”(见《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所引文字皆出自此书,只标页码)基于此,当我们读到李怡的这本著作时,留下的是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强烈感受,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他开辟了以体验为关键词的新的学术领域,并在一定意义上,建立起了一种研究的范式,而且是相当成功的具有真正的学术研究方法价值的范式。
  日本是中国新文学倡导者接受西方文化、文学思想影响的重要中介。正是一批新文学倡导者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使他们获得了新的观念,感受到了老大中国与异域的差别,在生存的体验和生命的感受中,意识到了弱国子民的历史地位和命运,从而萌发了改良、革命的思想并回到国内掀起了改变中国命运和历史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因此,以留学日本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生命体验的问题为对象,考察他们把生存、生命体验与观念、思想的接受选择结合起来的具体境遇,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作家的心理情感动因,并有说服力地找出现代文学作家走向创造新文学的生命动力,是李怡著作的基本思路和使其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的根本原因。我以为,至少有三个鲜明的研究特点,值得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以生命体验为主线,进入并把握留日中国新文学倡导与实践者在异域的生命精神思想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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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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