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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对文化研究的启示


□ 李政亮


  “科学”活动,向来被视为这样的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科学家们在实验当中,理当以“中立”、“客观”的立场来发掘“真理”。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学研究却开始解构这一知识生产过程。尽管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派别,关注焦点也各有不同,不过,从科学知识的社会生成这一层面出发,挑战过去科学哲学所谓“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观点,则是科学研究者们一致的想法。或许正是因为感受到了科学研究的强力挑战,科学家们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展开反击,并由此而发生了著名的“科学战”。只是,在回击当中,科学家们或许有些乱点鸳鸯谱,在他们的眼中,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都分享了后现代思潮,所以彼此之间想必互通声息(事实上,两个领域之间的互动极少)。于是乎,在科学战当中,两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共同成为了科学家一方批判的对象。但是,这场科学家们的乱点鸳鸯谱却也带给文化研究一个反省的机会。
  “科学战”源于一九九六年的“索卡尔事件”。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是一位抱持左派政治观点的美国物理学家。当时,生物学家保罗·格罗斯(Paul R.Gross)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所写的《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一书给索卡尔以启发,他撰写名为《逾越边界:迈向量子重力的一个转型诠释学》的文章,发表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上。这可是美国著名的文化研究期刊,当时为文化研究的健将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领导。索卡尔的文章大量引证科学的建构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女性科学哲学等学派论科学的相关文献,并以这些观点诠释了量子重力理论。然而,数天后,索卡尔却在另一本期刊《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上发表了一篇《一位物理学家在文化研究上的实验》,在该篇文章中说明,他在《社会文本》上所发表的文章,只是一堆胡诌。由是,引发了科学界与人文界之间的一场“科学战”。
  在这场科学战当中,各方竞讼盈庭,身为当事人之一的罗斯随即号召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研究者,主编了《科学大战》一书作为回应;而支援索卡尔的研究者则出版了《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一书,继续对科学研究展开猛烈的进攻。至于索卡尔本人,更在一九九八年与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合著《时髦胡诌》(Fashionable Nonsense)一书,当然,该书的内容并非戏谑之文,而是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分析了法国人文学者如布希亚、德勒兹、克里斯托娃等人的论述当中所误用的科学知识。
  从当年的这一场科学战出发,得以开展的讨论面向相当多,本文的关注则是,历经科学战之后,英国物理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斯诺(C.P.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否实现?以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来说,二者缘起于同样的时代精神,也都有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这一特点,在这些方面,有着相类似的背景。文化研究的兴起,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以及战后英国文化工业体制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而科学研究的形成背景,则与科学家对环保运动的推动以及与之相随的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有关。侧重社会实践,可说是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共通之处。而就跨领域的实践来说,虽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科学研究者仍是以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学生为主,但是,第二代的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网罗各领域的学生。关于这两个领域的跨学科趋向,罗斯指出,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都扮演了不同领域之间的桥梁的角色,文化研究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科学研究则是结合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两个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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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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