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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记忆”与历史认识


□ 董炳月

  将这本书寄赠给我的是沟胁千年女士——一位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参加解放军、因相恋的中国军人病逝而终身未嫁的日本共产党老党员。那是二○○二年五月的事。沟胁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被侵略的中国,被殖民地化的朝鲜,加害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青年学生对祖国的忧思,理想,以及相互间的友情、现实中的苦恼。永远祈求和平!”她还告诉我∶她和本书著者水口春喜先生以及水口夫人是“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水口先生已经去世,生前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晚年在患脑溢血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本书。这成为我阅读并翻译该书的契机,也为我的阅读提供了一个思想前提——反省侵略战争的日共意识形态。
  “建国大学”作为“满洲国”的最高学府,早已随“满洲国”的崩溃烟消云散,淹没在越积越厚的历史尘埃之中。不要说日本人,即使是中国人,知道这所学校的也很少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但是,对于曾经在该校就读的水口春喜来说,它不仅是母校,同时也是认识历史的基点。水口的历史观,正是建立在那半年间的大学生活和随后一年间的满洲生活体验之上。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写这本书,通过回忆那段往事批判近代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日本社会日益猖獗的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站在右翼学者藤冈信胜主持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对立面。水口春喜是作为历史当事人来回忆、反思个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与“学院型”历史研究在方法、立场诸方面均有差异。他用“手记”的形式展示出一幅更为感性、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
  文化殖民政策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机构的设立是其实践形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建国大学”作为昭和前期日本文化殖民政策的实体,与朝鲜半岛的京城帝国大学(一九二四年设立)、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一九二八年设立)处于同一序列之中,是研究日本海外殖民教育的重要对象之一。与京城帝大、台北帝大一样,“建国大学”其实也是“帝国大学”——这根源于“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日满一体”的本质。这种本质的表象,就是该校学生每天都要对昭和天皇“东方遥拜”,对天照大神“默祷”。本质上是“帝国大学”却名之曰“建国大学”,是为了掩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表现出“满洲国”作为日本殖民地与台湾、朝鲜半岛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差异性。《马关条约》(一八九五)与《日韩合并条约》(一九一○)赋予了日本在台湾、朝鲜半岛两地实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日本人能够堂而皇之地在两地设立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相同的“帝国大学”。而满洲的情形不同,日本在这里的殖民统治并无类似的“合法性”,于是实质上的“帝国大学”名之曰“建国大学”。本来,当时的日本殖民统治者曾经为殖民教育机构的命名费过心思。汉城大学人类学教授全京秀在《日本的殖民地/战争人类学之现在》(岩波书店《思想》二○○四年第一期)一文中考察京城、台北两所殖民地帝国大学的时候指出,京城帝国大学最初设想的名称之中有“朝鲜帝国大学”,但这个名称会引起“朝鲜帝国”的联想,遂弃而未用。由于这个原因,设立台北帝国大学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台湾帝国大学”之类的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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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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