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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记忆”与历史认识


□ 董炳月

  将这本书寄赠给我的是沟胁千年女士——一位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参加解放军、因相恋的中国军人病逝而终身未嫁的日本共产党老党员。那是二○○二年五月的事。沟胁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被侵略的中国,被殖民地化的朝鲜,加害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青年学生对祖国的忧思,理想,以及相互间的友情、现实中的苦恼。永远祈求和平!”她还告诉我∶她和本书著者水口春喜先生以及水口夫人是“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水口先生已经去世,生前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晚年在患脑溢血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本书。这成为我阅读并翻译该书的契机,也为我的阅读提供了一个思想前提——反省侵略战争的日共意识形态。
  “建国大学”作为“满洲国”的最高学府,早已随“满洲国”的崩溃烟消云散,淹没在越积越厚的历史尘埃之中。不要说日本人,即使是中国人,知道这所学校的也很少很少并且越来越少。但是,对于曾经在该校就读的水口春喜来说,它不仅是母校,同时也是认识历史的基点。水口的历史观,正是建立在那半年间的大学生活和随后一年间的满洲生活体验之上。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写这本书,通过回忆那段往事批判近代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日本社会日益猖獗的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站在右翼学者藤冈信胜主持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对立面。水口春喜是作为历史当事人来回忆、反思个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与“学院型”历史研究在方法、立场诸方面均有差异。他用“手记”的形式展示出一幅更为感性、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
  文化殖民政策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机构的设立是其实践形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建国大学”作为昭和前期日本文化殖民政策的实体,与朝鲜半岛的京城帝国大学(一九二四年设立)、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一九二八年设立)处于同一序列之中,是研究日本海外殖民教育的重要对象之一。与京城帝大、台北帝大一样,“建国大学”其实也是“帝国大学”——这根源于“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日满一体”的本质。这种本质的表象,就是该校学生每天都要对昭和天皇“东方遥拜”,对天照大神“默祷”。本质上是“帝国大学”却名之曰“建国大学”,是为了掩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表现出“满洲国”作为日本殖民地与台湾、朝鲜半岛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差异性。《马关条约》(一八九五)与《日韩合并条约》(一九一○)赋予了日本在台湾、朝鲜半岛两地实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日本人能够堂而皇之地在两地设立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相同的“帝国大学”。而满洲的情形不同,日本在这里的殖民统治并无类似的“合法性”,于是实质上的“帝国大学”名之曰“建国大学”。本来,当时的日本殖民统治者曾经为殖民教育机构的命名费过心思。汉城大学人类学教授全京秀在《日本的殖民地/战争人类学之现在》(岩波书店《思想》二○○四年第一期)一文中考察京城、台北两所殖民地帝国大学的时候指出,京城帝国大学最初设想的名称之中有“朝鲜帝国大学”,但这个名称会引起“朝鲜帝国”的联想,遂弃而未用。由于这个原因,设立台北帝国大学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台湾帝国大学”之类的名称。
  命名的虚伪性是“建国大学”幻影性质最显在的层面。
  “建国大学”更深层面上的幻影性质,在于各族(实际上是“各国”)学生并未建立起对于所建之国“满洲国”的认同感。水口著作的最大价值,正在于以当事人的身份从内部展示“建国大学”的学生们国家认同意识的分裂状态,即“建国大学”的虚幻性,由此进入对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本质与残酷性的展示。在口头上标榜“民族协和”、实际上连伙食分配都存在着等级的“建国大学”里,完全没有建立起“国家认同感”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作为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成员,遭受的摧残是全方位的。他们在端起盛着高粱米饭的碗之前被迫用日语高唱赞颂天照大神之歌——这个场面具有象征性。在这个场面中,语言的压抑、思想的控制、人格的污辱、自然生命的摧残等多重奴役重叠在一起。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他们在日本教官发出“默祷”的口令时心中暗暗“磨刀”,在“东方遥拜”的时候祈求“东方要败”,甚至不惜冒入狱、杀头之险走上反满抗日之路,都是必然的。
  如果说中国学生不认同、并且抵抗“满洲国”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日本学生同样没有对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建立起认同感则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在这方面,该书第二章提及的森崎凑的例子最有代表性。森崎凑为“建国大学”四期生,一九四二年四月从日本九州的商业学校去满洲,入“建国大学”就读。当年十八岁的森崎凑大概也是和青年水口一样怀着“雄飞之志”的,但是,入学一年之后他就退学回了日本,参军入伍进入三重海军航空队。战争末期他成为神风特别攻击队队员,没有死于作战,却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剖腹自杀。亲手切开自己的腹部,割断脖子上的动脉,将刀刺入自己的心脏,极其惨烈的死……年仅二十一岁。森崎的亲人、同学(包括水口春喜)和学者大都将其退学与自杀归因于由国家、民族问题而生的烦恼与痛苦,证据在他的《遗书》(图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中。确实是如此。在“建国大学”就读期间,当森崎切身感受到身边中国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对“抗日排日的中国人”怀“敬爱”之情并引以为“同志”的时候,对吵吵嚷嚷的“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感到“厌恶”是自然的。从“建大”退学返回日本是绝望于“满洲国”、绝望于“民族协和”的结果,在此延长线上,剖腹自杀则是绝望于日本的结果。对于森崎凑来说,两种绝望具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心理背景上,他自杀之前脱下官方发给的制服就具有几分象征意味——“国家”被卸下来了。与这种自杀仪式形成“反义对比”的,应当是二十五年后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自杀。与森崎自杀前脱下官服相反,三岛自杀之前穿上自制的军服、发表演讲,表达对日本和天皇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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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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