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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


□ 于治中

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
于治中

作为一个以研究外国文学为主的人,在求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对研究的对象感到难以进入。这个感觉并非全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因为在熟悉了对方的语言之后,经常对那语言所呈现的世界感到陌生。这也并非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在大量阅读之后,我们可以理解对方,可是仍然明显感到与对方在经验上,在思想上,在价值上的差异性。这种被精神分析理论形容为令人又熟悉又陌生的不安之感(umheimlichkeit),往往迫使比较敏感的人去追问问题的来源。即这个与对方不同的我,自身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与对方的不同。
其实,以他者作为理解自我的工具,作为建构自身的方式,是任何主体性形成所不可缺少的过程。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概莫能外。黑格尔曾对这个过程做过经典性的表述。在《精神现象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意识如何经过它的对象而获得自身的存在。在《历史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利用波斯、印度与中国所组成的东方世界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的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性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
在欧洲将自身从特殊上升至普遍的过程中,现代的大学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构成我们认识世界的知识能力最主要来源之一的大学,不但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也是形塑这个过程的一股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个体制之中,当时受到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开启了现代学科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经由边际学派,被新古典主义转移到价格的问题,因此形成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学。而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独立之后所遗留下来的部分,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当作为现代语言学前身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以实证的方式研究语言自身具体规则的同时,出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将语言视为一种绝对性的存在,这个问题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学,文学批评与研究也伴随文学场域的出现而诞生。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创建新式学堂。从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最终到蔡元培选择以德国古典大学理念改造北京大学来看,所谓新式,就是西式或是师法西方的日本式。产生于欧洲生活世界与文化价值,并作为欧洲民族国家建构自身时理论来源的这些学科,也就成为我们划分认识领域与理解自身的方式。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学科皆力图以专业性或普遍性的概念努力去建立本身自主的领域,例如经济学区分利害,社会学讲究群己,人类学辨别他我,政治学强调敌我,历史寻求事实,哲学追逐真理……可是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学科却仍然是以地域性或文化性的中/外或是东/西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从学术内部的划分来看,这两个互不隶属并且形式上独立的领域,事实上是在相互对立的表象下相互依赖,互相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它们分享着同一个认识论对象,即文学。为何文学必须有别于其他学科以特有的方式去划分自我,而与文学类似的领域,如哲学或历史,纵然哲学主要意味着西洋哲学,而历史一般是以中国历史为主,却仍然可以自在地享有自身专属的学科?将文学视为既内在同时又外在学科的结果,事实上使文学成为其他学科在建立自身独立性与科学性的过程中排除的所有部分的集合。如果文学是所有其他学科否定性存在的结果,反过来折射出其他学科或多或少是以文学作为他者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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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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