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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德国土耳其裔青年导演电影创作


□ 崔 军

2004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在众多的参赛影片中,“金熊奖”颁给了藉藉无名的法迪·亚坚执导的影片《勇往直前》,以法迪·亚坚为代表的土耳其裔德国电影导演由此浮出水面。
德国是除了本土之外土耳其人聚集最多的国家,而柏林和汉堡又是德国土耳其人主要的聚居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步伐的推进,土耳其与德国以至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交杂将向更深更广的层面拓展。这些土耳其裔德国青年电影导演是德国土耳其人的第三代,他们的创作被称为“第三代”电影。他们在德国已经逐渐融入主流文化群体中,尽管他们还会在内心深处对于自我、历史构成、民族皈依和心理定位产生不可避免的游移、摇摆和断裂,但他们已经清醒地开始与民族传统、现代德国对话的努力。他们的作品大都来自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他们说他们已经不再是外来的客籍工人,他们是德国公民。 “双重身份”使他们在文化交融间获取一定的先导位势后却并没有自由自主的成为一种心理界定与现代社会处境的整合素养,而是给他们带来了认识上的缺失、对于自我身份不置可否的搁置、对于文化形态之间的失重心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视野下个体、国族、历史与现实双向交合情境的短路。
这些土耳其裔德国青年导演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首先是土耳其和德国不同文化因子的混杂,对于德国现实的接受以及对于德国文化的认同/移植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影片中更多的是以一种“第三者”的视角去审视土耳其以及土耳其文化传统的。他们往往借助“道路”题材或者“旅行”题材来展示自我的观照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对于历史记忆遥远、模糊、无法确定而又念念不忘的难舍情怀。与此相对的是,他们的影片中却很少有对于自身在德国社会现实中的碰撞、交杂以及冲突、磨合的书写,他们的目光集中锁定在自我与土耳其这个负载着同现实情境完全不同而又藕断丝连的文化实体,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全球化、文化互动、自我文化身份认识的狭隘、偏颇,最终在意念性过于明显和强烈的一番灵魂挣扎后不可能也无法寻找到土耳其与德国、传统与现实、自我与当下、民族与无根的现代文化交流方式。他们止步于展现、提问、疑惑,在描摹出自我意识之中的土耳其景观后流于一种简单的认定,从而延拓了途径的隐含意义;同时双重身份也使他们一致的把创作重心和指导意识推向对于自我与根基的寻找过程。他们的影片不论是剧情长片、短片或者是纪录片,都把针对性指向自我与土耳其和土耳其传统的追寻,反映出对于异质文化中现代人社会处境与自我身份危机的认识,同时也从个体与群体、现实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族群散居人群现实的失语状态与悬浮、移位心理的加深。
他们都接受过正规艺术教育,大都有着相近的专业背景,这使得他们的艺术创作有系统、全面的知识素养,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研习过哲学、语言与文化,这些潜在的文化使他们以一种积淀的潜意识以及自觉的分析研究精神去关注自我的生存现状以及文化归属,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思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的正规艺术教育都是在德国,这意味着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文化氛围会以一种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组成部分,人文意识、欧洲艺术电影传统的“作者概念”、德国电影承袭的“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深深滋养着他们。因而,他们的电影作品无疑具有一种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心理感应能力去捕捉现代社会中各种隐秘但却持久的文化现象,同时以一种哲学家的研究气度赋予影片困惑、迷茫、伤感却不沉重、不压抑的闪耀着智慧光芒和开放思想的昭示与怀想,已经融入他们精神意识中的“电影作者”的观念使得他们的电影制作体现出深刻的自我印记,摄影机成为了“自来水笔”,作为一种自我发现、研讨涤析的光影之笔刻写着生命主体意识的每一次凝视,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横向方面具有一种群体的姿态与共生意识,而且在纵向的自我层面也体现出一种坚持、注视、持久的主题意识与自我精神。如同波兰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样,以法迪·亚坚为代表的土耳其裔德国青年导演在自我的精神历程中给电影注入了连贯、和谐而默契的电影整体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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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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