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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


□ 汪 晖 黄 平

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
汪 晖 黄 平

本期杂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读书》编辑部编选的十年文选第一辑也刚刚面世。我们的“小小十年”历经风雨,即使在如秋水一般宁静的时期,激流也在深处滚动。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激流是真实的。生活在大转变的时代,这是思考者的命运,也是一份杂志的荣幸。借着编选文丛,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向长期关心《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的“小小十年”做一点交代。
《读书》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读书》开篇标题为“读书无禁区”,我们可以从中体味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此“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针对的不仅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出的新的禁忌。创刊至今,《读书》的作者、编者和读者已历经变换,面对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以各异的思想方式、多样的艺术趣味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见证了改革时代中国的变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读书》涉猎广泛,但以文史为主;思想敏锐,但并非政论刊物,作者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怀是通过思想的和文化的评论方式来表达的。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编辑部按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第一批出版的文选共计六种,全部选自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十年间《读书》发表的文章。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八十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导致知识界争论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国内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败、普遍化的生态危机的扩展,等等。从九十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
在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和东欧改革面临的危机逐渐暴露,全世界范围内有关改革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而欧洲社会福利传统的瓦解也在另一个传统内提出了对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再思考问题。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机及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以及韩半岛核危机、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中日关系的转变,也为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提供了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当作克服中国社会自身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全球化”命题逐渐失去了光环——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传统国家体制的转变和日益增长的移民网络之外,它还与帝国、帝国主义、支配、限制和垄断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文化领域,我们也经历着两个方向并不一致的新发展。首先是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和体制化过程。以有关学术规范、学术史等问题的讨论为界标,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试图创造一种与八十年代“文化热”截然不同的学术方式,它要求学者们以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这一起源于学者们的自觉倡导的潮流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和研究体制的改革与重组相互呼应,重新构筑起当代学术领域与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与高墙。伴随着学术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待遇的改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和奖惩机制,鼓励学者以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式从事学术工作。其次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崛起与大众传播媒体的支配地位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迅速扩张,消费型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各种各样装帧讲究、图片精良的刊物应运而生,它们改变了那种主要依赖文字的阅读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趣味;而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使得许多学者更愿意扮演媒体学者的角色。这两个趋向不但挑战着中国的文人传统,而且也挑战着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
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七十年代末以降,经过几代作者、编辑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这份杂志已经形成了可贵的传统,我们的方针是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渐进地对刊物做一些调整。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在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事实上,除了诸如三农问题等影响深远的讨论之外,《读书》的大量文章并无一个单一的焦点,而是力图发掘不同领域的课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跟踪当代戏剧、艺术、考古、名物、文学、电影、人文地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现象和成果,及时做出评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专门领域的讨论,能够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让一份杂志既保持一定的取向,又保持“杂”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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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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