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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中期词的变化


□ 邓乔彬

  北宋英宗、神宗、哲宗时期,围绕变法而生的新旧党争及相关的人事起废,在士大夫的词中留下了感情记录,“叹官路飘零,荏苒年华”成为重要主题。因仕途坎坷而以理化情,词中言事理、物理渐多,又受参禅问道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理趣。苏轼以柳永俗词为对立面进行雅化改革,而由于传播与接受的原因,加以禅宗影响,诗文既尚雅又见雅俗结合。词人所作,兼备雅俗,王安石、黄庭坚、秦观等人都有不少俗词。
  
  本文所说的北宋中期是仅就词史而言,大致为英宗、神宗、哲宗在位的三十七年,其中代表性的士大夫词人是苏轼、秦观、黄庭坚。以宋仁宗时期为主的士大夫前期词,伤春伤别之作最多,宦情、颂谀则是次要内容。而到北宋中期,士大夫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在词中投下了影子,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党政治占据主位,且贯穿到北宋末,使得政治文化成为了士大夫文化的主体,而此期的激烈党争,造就了诸多士大夫的困顿沉浮,宦情入于词中,留下了心灵的印迹。二是随着理学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一方面是理学家也加入党争,形成了诸如蜀党与洛党的纷争;另一方面是在党争中失败而遭贬谪的词人,也受到理学的影响,从生活中汲取了佛道的思想资源,化为生存智慧之“理”,词中渐多对理趣的表达。三是士大夫在坚守自己的文化家园同时,也并不排斥市井文化或其他俗文化,在词的创作中出现了既雅俗分流又兼融雅俗的现象。以上变化,从总体上也导致了词的“缘情”性质之变:晚唐及“花间”词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以进士文化为主流,其相应的最大主题是“艳情”;南唐至北宋初期词,转成以士大夫文化为主要背景,词多抒“闲情”;北宋中期士大夫文化因上述之变,使词在延续原先题材的同时,又出现前所未见的“性情”之作。
  
  一、 飘零官路 荏苒年华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分歧甚大,而作为北宋士大夫文化的代表,二人又有共同之处。王安石在熙宁之初,就“以道进退”①,宋神宗若不接受其新法建议,他不肯就相位;而司马光同样是“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①。故二人虽政见不同,却在出处原则上无异,都以政治理想与见解为准绳,而不以功名利禄为转移。而因进退所牵涉到的个人境遇,则在他们的词中有所反映。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又设三司条例司,掌管国家财政,筹划变革旧法大事,开始制定并推行新法,“熙宁变法”开始。变法是陆续展开的,实施的过程中,遭到很多官员以及皇室、贵戚、部分大商人的反对,王安石也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被迫辞相,遂以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而因新法派内吕惠卿与曾布多有矛盾,次年王安石复相,却因与吕惠卿又多不合,派内分歧无法弥合,王安石已难以实行新法,于是再度罢相而退居金陵。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卒,哲宗继位,年号元祐,哲宗未满十岁,遂由其祖母高太后听政并理政。高太后反对新法,任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提出拨乱反正、罢废新法,随之新党被排,旧党复用,史称“元祐更化”。在司马光罢废全部新法时,不少原先对新法持异议的官员,此时却对此表示反对,苏轼还曾与司马光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不久,司马光死,旧党分为蜀、朔、洛三党,演为人事倾轧而互相攻讦。元祐八年,宋哲宗亲政,表明继承父业之志,更年号为绍圣,起用新派的章惇、曾布和蔡卞等人,重新推行部分新法。由于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曾遭受打击,在重新执政后极力报复旧党,推行新法也已变得有名无实,这一时期,史称“绍圣绍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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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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