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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无疑是巴黎。这只要看一件事就全明白了:哈佛燕京学社一九二八年创立后,曾计划不远万里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随着伯希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大师的先后谢世,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开始从法国向美国转移,这当然大大得益于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同时也和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的闪亮登场密切相关。
  考察第一代美国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都曾留学北京,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这批人除了费正清之外,主要还有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凭借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北京进修的。除了学术上的进修外,语言上的进修自然也必不可少;为这批年轻学者提供语言训练的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该机构一九一○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 H. Rees)建立,本来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语言培训,后来招生范围扩大至外交和商业人员。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 Gamble)一九二一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二百二十六人,来自二十六个传教团体,十二个商户,五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版,383页)。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曾于一九二○至一九二三年在该校学习过。到三十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关于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版,27—28页)至于这所学校的生活条件,只要提两点就足以说明,一是该校位于东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层的楼房,它在周围平房的包围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是该校有个网球场,这在当时的北京颇不可多得。韦慕庭与费正清正是在网球场上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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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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