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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边缘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公共霸权理论(二)


□ 陈维纲


  列宁主义的霸权理论与实践是针对边缘世界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畸形问题而制定的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策略。由于这个缘故,霸权理论应被视作为当代边缘文化民族主义的先驱。不过,这两种版本的“官方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如果说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把发展型国家看作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的有效替代,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构建者”则恰恰把这样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视为问题之所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任何通过霸权实践来构建一种非自发形式的民族认同和公共意志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别,精英与大众之别,从而导致“波拿巴式—恺撒式的”民族主义。这样,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努力到头来将变成“发展自由社会的最大障碍”。
  这一困境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制定了一系列列宁主义及后列宁主义的策略来调和边缘民族主义与平等正义理想。列宁的“苏维埃民主”理论,托洛茨基的“永远革命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这种努力在分别由中国的儒家马克思主义者和葛兰西发展出来的公共霸权概念中达到了高峰。
  这一理论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它把我们直接引入到边缘正义问题的症结所在,即自由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更形象地说,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边缘正义问题的症结是欧洲中心论的自由主义逻辑。
  罗尔斯的正义优先观念为我们审视这一逻辑提供了恰当的参照点。正义作为社会基本结构预设了两个前提:前政治自然状态和参与制定社会契约的各个体的公共视野。问题在于,没有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任何公共视野都难以产生。因此在所有前现代社会里,国家都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了支配性角色。古希腊城邦社会就是一个标准范例,在那里,作为公共领域的城邦截然对立于作为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从这一角度看,正义作为社会基本结构必须以阿伦特所描述的“社会性的兴起”为前提,即以私人劳动领域提升至公共领域为前提,也就是以哈贝马斯所说的“私人公共思考的制度化”为前提。
  问题是私人如何可能公共思考?康德的“道德自律”以及其他类似的关于资产阶级主体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因此应运而生,构成了现代西方自我理解的核心。根据这种现代自我观念,资产阶级作为私人个体具有双重人格:资产者和人。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财富占有者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并因此受制于经验欲求;但在另一方面,资产者作为人是一纯内在的主体,它遵从的是其自身的法则而非任何外部目的。人的这种独特的主体性给人以自由,使其免受存在之物的拘限,无论这种拘限是文化陈规还是生存必需。就此而言,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市场/公共领域二元分离实质上乃是资产阶级双重人格的制度体现。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观念所做的唯物主义辩解。针对黑格尔对康德先验自我的批评,马克思提出应根据物质生产的再生产条件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根本转化来重新定义“社会性的兴起”。任何关于社会构成的理论都必须从如下最简单的事实出发,即每一经济体系都必须为自身的再生产创造条件。在这些条件中,最关键的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取决于劳动者的集体行为,而这样的集体行为又只能产生于劳动者对现存秩序的自愿服从,如何把劳动者再生产为“历史主体”就成了社会再生产的首要问题。在前现代社会,物质生产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分离使得国家成为全社会公共生活的中心。与此相对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恰恰是其完全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来组织社会整合的能力,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这种经济形式的社会整合表现为“社会化人类”的出现,即现代产业阶级的出现。随着劳动大众迅速转化为现代产业阶级,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旧有的矛盾对社会的形成不再具有中心意义,其原因在于阶级利益已经取代普遍利益而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从这一角度看,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和解放性,恰恰是因为经济活动已经达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以至于它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无论私人还是公共方面,都占据了支配地位。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本性上具有革命性和解放性,恰恰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决定了上层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不平衡发展似乎同时既否定又肯定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性”理论。如果说遍及边缘世界的资本主义畸形对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主体性的假设提出了根本挑战,并因而证实了黑格尔关于政治社会之为任何社会公共生活基础的断言,那么,这一现象作为边缘世界的特有现象同时也不无悖谬地反衬出了资产阶级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形成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悖论可以说明为什么韦伯理论在关于现代世界秩序的研究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韦伯主义的整个要旨在于证明:鉴于黑格尔及其他人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矛盾,经典理论家们所预期的那种从政治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在原则上根本不可能发生;西方公民社会发展历史因此必须用西方文明的特有宗教—文化的偶发因素予以解释。正是这些因素为私人财富的公共转向创造了必具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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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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