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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与走出地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南当代艺术


□ 殷双喜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当代艺术传承有序,几代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既有共同的特点和地域性色彩,又相继体现出不同的自我更新的创造姿态,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有活力的现象。这一现象也一直是当代艺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西南艺术群体进行梳理和反思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在“走出地域”的新路上欲将何为,应该更值得关注。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格局中,西南艺术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涌现了许多重要的艺术群体和代表性艺术家,成为我们观察、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参照之一。
  毫无疑问,西南艺术的中心在四川,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学与创作影响并决定了西南艺术的发展。西南艺术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现实生活的持续关注,只不过在80年代,西南艺术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和鲜明的地域性。以1982年“四川油画进京展”为代表,四川的“乡土写实绘画”,敢于正视生活,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对“文革”期间虚假的浪漫主义文艺创作模式是一个勇敢的批判与反拨。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他们体现了中国美术在当时所能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思想高度。在90年代,这三位艺术家持续地发展了他们的艺术理想,但又有所深化。
  罗中立90年代的作品在看似客观的乡民日常生活场景中,蕴含了强烈的主观性的形象改变和叙事结构的重组,在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呈现出人类原始的生命和质朴温暖的亲情。他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生存的参照,另一种人际交往的价值模式。这使得罗中立与墨西哥的西盖罗斯相似:不是一个乡土意义上的画农民的画家,而成为使用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来表现都市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当代艺术家。何多苓90年代的创作,保持了他一贯的诗意抒情,也延续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人性的分析,但是不再使用四川画家喜用的彝族与藏族人物,而是直接诉诸现实中的都市人物,将他们置于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环境中,反思个体人物在历史面前的无常命运。程丛林90年代早期在国外的创作《送葬和迎亲的人们》仍然保持了大场面、多人物的宏篇巨构,但已从历史场景的再现转身朝向群体命运的象征性表达,这种象征性的表达在《山顶》等作品中更成为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泛宗教性的沉思。我们可以从这三位画家90年代的创作中看到,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具象人物的塑造仍是其基本特色,但已逐步从地域文化中走出,转向对人类命运的象征性表现。
  90年代走向成熟的张晓刚、周春芽、叶永青是80年代中国现代美术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代表了西南艺术中张扬人的个体生命的潮流,在强烈的表现主义激情中折射出现实生活对于人性的压抑。在90年代,他们也放弃了传统的借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张扬自我生命意识的手法,而直接转向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张晓刚几经周折,在对50、60年代的老照片的凝视之中,从家族性经验和个体身份的反省中,发现了中国人的内心化的历史经验,并以单纯直接、平静冷漠的形象和类型化的复制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化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批判阅读方式。90年代初周春芽从国外留学回国,以一批奇异的中国风景表达他对人与自然的思考。此后在一系列家庭生活的片断场景中,他以激烈运行的笔痕、自由迸发的线条表现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感触。近年来他在《桃花系列》的画作中,延续了表现主义的激情,但同时以瑰丽的色彩,将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幻想等融入日常生活的轻松表达之中,在这种具有国际化的语言处理之中,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命运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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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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