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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一位冷战哲学家的拟真、影像与死亡


□ [新加坡]瑞安·毕晓普

  戈贝 译
  
  本文指出,让•鲍德里亚的理论研究发源于并回应于使西方走向冷战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系统、机制和技术。鲍德里亚也因此成为一位与冷战密切相关的哲学家。鲍德里亚关注冷战世界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维度,它们影响到力量(个体或集体)、形象(与拟真和仿像相关的“真实”的立场)的状况以及“自由世界”里人们的政治取向,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当前,西方的技术(尤其是虚拟技术)和技艺合成的不断强化的结果。鲍德里亚坚持检验那些死亡阴影下标志冷战和它的潜在危险性的关键点:冷战既探索爆发又探索防止全面核战争灾难。对于如此条件下与力量相关的个体和集体来说,这一矛盾为鲍德里亚提供了多种探询的基础,而拟真、影像和死亡成为其中的重要主题。
  
  一、冷战的余烬
  
  让•鲍德里亚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一位冷战哲学家。他是一位在冷战期间走向知识成熟的哲学家。他出自冷战①,是冷战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和资料的分析者,它们影响和感染了与其相关联的每一生命体的方方面面。在大量的理论研究中,他把冷战作为事变(event)来考察,这一事变最大限度地构造了我们的当下和我们对这一世界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常识性理解。他的语言是冷战策划者的语言;他的逻辑是冷战策略者的逻辑;他的修辞是冷战政治家的修辞。在所有的事例中,他把这一切推到极限,明确地把此种倾向呈现为过程本身的内在运作,而他的思想的每一要素都能够回到构造冷战的争议之中。鲍德里亚不同于他的冷战对话者的主要之处在于,他占据了死亡空间,死亡潜伏在所有这些系统、理论和话语里,消除它们的完美(perfection)和完满(completion)的欲望。死亡是冷战贩子们既兜售又否定的,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美国冷战期间的全球策略的逻辑和理想目标,在鲍德里亚的理论研究中扮演了基础性角色:从不可能交换(另一个术语是détente[缓和])的先发制人(preemption)到象征性交换这一封闭系统的拟真,从消费主义(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中的最显在部分)到美国(作为一个自生概念仅仅边缘化地与它的物理空间相联系),从技术/媒介驱动的超视距监视和控制的乌托邦梦想到遏制(与苏联相关的美国军事和外交干涉的初级目标)。很明显,仿像(simulacrum)作为鲍德里亚最有名的理论概念,直接来自于他长时间的对拟真和其诸多效能的研究。拟真(simulation)对冷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sine qua non)。正如鲍德里亚所断言的那样,“核武器”是“拟真的神化”①。但是,拟真制造核武器是可能的,核武器制造拟真也是可能的。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拟真是西方最有意义的概念之一,也是西方构造的最有意义的结构之一。当我们越发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这一切都被“全球化了”。
  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目标和发展领域,拟真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之际,在范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推动下进入兴盛时期,他曾在后二战也即冷战早期督促美国兑现维持军事—工业优势的承诺,说服联邦政府,这样做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布什主张,不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做的那样,削弱常备军队以及联邦政府、公司部门和服务于军事的大学这三方联合力量的部署,而是在美国应该还对所有其他国家保有优势、尤其是对苏联保有优势时,加强这些方面的合作。布什曾预见即将到来的与苏联的冲突,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奇特的不负责任的后战争立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布什制定了几套方案,在大学的基础性研究与美国政府为这一研究提供的国家基金之间,以及把这些研究结果商业化的私人企业与它们服务于军事和国家防御之间,建立起不断强化的联系。
  认知科学的全盛期和社会科学的专家时代诞生于这一联系。专家们可以提供图表和坐标,不是要描述而是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预测人的行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预测能力是模型或拟真。以这样一种方式,事变可以被提前模型化、被预测。于是,在拟真中,先发制人打击(the preemptive strike)可以被考虑、被实施并被证明是合法的。先发制人打击的逻辑是冷战的一个基本维度,它持续不断地在伊拉克战争的理论基础以及任何先发制人事变的更大策略中获得其在场的形式。任何先发制人的事变都可能使全球化和全球价值失去稳定。威慑变成对战争的替代,变成战争的拟真②。这样的局面只在一个层面上值得期待,如果它确实减少了武装冲突的机会。事实上,战争的拟真只是增加了暴力发生的机会,因为战争(比如真实的全力以赴的战争,核导弹飞越诸大陆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在真正的战争之外,世界已经目睹了多次规模较小的但难以置信的流血和野蛮的冲突。此外,所谓的“流氓”国家谋求拥有惟有西方的“理性”政体应该拥有的核能力,这将意味着不可能交换的松绑,并进而为我们已经目睹的先发制人提供辩护。针对当前的伊拉克冲突,鲍德里亚提到了预测性思维和先发制人行动之间的联系,他说:“(对于战争来说,)最终的原因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秩序,在最终的无任何事变的基础上,人们获得正常的平衡。”③根据它的深远内涵,他指出“发明一种安全系统以防止任何事变的发生,将是必要的。整个的威慑策略在今天服务于一种全球策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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