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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


□ 刘晓东

刘晓东

  摘 要:《虔台倭纂》是基于对嘉靖“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私人著述。通过对该书编撰群体及成书过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早在“壬辰之役”之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关于“日本”与“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这部分来源于嘉靖年间曾任职于“倭患”猖獗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江西籍官员,对“倭寇”相关问题的介绍与传播。江西籍官员对东南沿海地区平倭御寇斗争的参与,极大强化了两个地域间的内在精神联系,也成为其塑造、强化自身地方荣誉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本为“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倭寇 《虔台倭纂》 江西 历史记忆

  明代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尤其是嘉靖年间的“倭患”,极大促动了中国士人关注日本热潮的形成。自嘉靖以来,或是出于防倭御倭、或是出于猎奇远夷的目的,时人针对日本的相关著述明显增多。这些著作不仅保留了众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现了明代社会“倭寇”与“日本”认知的流播及其形成路径。事实上,16世纪前后的“倭寇”骚扰,虽主要集中于东南部的浙、直、闽、粤等沿海地区。但这种地方性的社会经验,却在经过一系列的信息流布与整合后,日渐扩展成为一种颇具全国性的共有记忆,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虔台倭纂》,就是其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本文拟以《虔台倭纂》的形成为中心,通过对该书编纂群体,及其成书过程的梳理,进一步解析作为受“倭患”影响相对较小的江西等内陆地区,“倭寇”与“日本”认知形成的大致谱系,及其由一种“地方经验”向“共有记忆”转换的社会路径。

  一

  《虔台倭纂》是以谢杰为代表的一部分晚明知识人,基于对嘉靖“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一部以“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著作,最早刊行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月,此时正值明王朝援朝御倭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明、日之间议和封贡时期。

  这样一部书的问世,在当时私修史书颇盛的历史环境中,并不十分显眼,似乎也未引起过多的关注。因此,不仅《四库全书》未见收录,谢国桢先生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中也只字未提,更未见近人有专门性的研究。的确,若仅从该书内容来看,多剿袭前人旧作,似乎新意不足。但有趣的是,“虔”乃是江西赣州的一种古称,与嘉靖、万历时期的“倭寇”并无直接性的关联,之所以以“虔台”命名,是因为该书的主要编撰者谢杰,曾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赣”,该书正编撰于这一期间,并自题“虔填抚闽长乐谢杰汉甫氏著录”。

  南赣巡抚全称为“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初设于弘治十年(1497),目的是为了防剿赣南内陆山区的“流贼攻劫”。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南赣巡抚“辖江西岭北赣州道及广东岭东惠潮道,岭南韶南道、福建漳南道、湖广上湖南郴桂道,俱听节制”。但其真正直接下辖的只有“赣州兵备一员,驻扎会昌县,整饬赣州地方兵备,兼分巡岭北道”,其余各道均隶属于该省巡抚之下。事实上,隆庆之后南赣巡抚的辖区,名义上虽包括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之部分地区,但其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管理区域,还是江西地区。台湾学者唐立宗先生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代表南赣巡抚逐渐退出征剿海盗、倭寇的战场,而专治理窝藏在深山峒岭的盗贼土寇”。可见,万历皇帝任命谢杰为南赣巡抚,显然是希望其通过提典兵务,抚绥江右、安辑边地。但他却废精竭神,主持修撰了一本与“倭寇”相关的书籍,颇有“不务正业”之嫌。其中原因,固然不乏日本入侵朝鲜事件的刺激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谢杰本人相对特殊的生活经历,及其对“日本”与“倭寇”问题的长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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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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