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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沈醉


□ 沈美娟

  “以怨报德”的毛人凤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之后,家父的命运几乎完全操纵在了毛人凤手中。
  毛人凤是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极深的人。由于他早年与戴笠在文溪书院同学,后来戴笠在家乡贫困潦倒之际,他又资助了20元大洋,鼓动戴笠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戴笠才有了以后的发展。1936年,毛人凤只不过是浙江衢州衙门里的一个小小的文书,而戴笠则已执掌了国民党军统局。为了回报以往的恩德,戴笠特意函请毛人凤到军统局去给自己当秘书,不几年功夫又提拔他为少将代主任秘书。每当戴笠外出时,就把局本部的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让他代为处理。
  毛人凤深知,自己在军统的资历浅,外没当过站长,内没当过处长,完全是靠着戴笠的恩宠和自己的笔杆子,才能在军统站住脚。所以,他对戴笠忠心耿耿,对戴笠交下来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地完成,一副俯首称臣、甘效犬马之劳的样子。对局本部的其他人他也总是和和气气,笑容可掬,甚至遇到部下冲他发脾气、发牢骚时,他也装出毫不介意的神情。戴笠欣赏他对自己的忠诚,认为他没有野心,而家父等人则喜欢他的好脾气,不摆架子,加上他们都是戴笠宠爱的亲信,所以感情上也比较接近。
  家父晋升为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之后,对毛人凤一直很尊重,凡事都为他鸣锣开道。
  抗战期间,毛人凤的老婆——女特务向心影跟局本部多才多艺、英俊潇洒的文化宣传处处长邹某关系暧昧。有人向戴笠告发了。戴笠气急败坏地要严惩邹某。家父得知后,极力地劝阻道:“戴先生,千万不能惩罚邹处长。”
  戴笠不解地瞪着眼睛问:“为什么?”
  家父耐心地解释道:“这件事原本知道的人并不多。如果你惩办了邹处长,事情必定闹得尽人皆知。往后,你叫毛先生的脸往哪里放?毛太太以后又如何做人?这种事情只要毛先生不追究,还是不管为好。”
  家父的一句话既救了邹某的一条命,又顾全了毛氏夫妇的脸面。当时,这三个人都非常感激家父。
  戴笠去世后,蒋介石让家父等军统局的八大正副处长跟毛人凤一起商讨,决定让谁来接替戴笠的位置。当时的候选人只有两个,一是资历颇深、从军统组织成立之初就给戴笠当副手的郑介民;一是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唐纵,他在军统成立之初就是书记室书记了。不过此时,郑介民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兼国共和谈代表,常驻北平,他在军统局主任秘书的工作一直由毛人凤代理;而唐纵则是军统局代办兼参军处中将参军,为蒋介石主管全国的情报及警政、保安等机构的机密文件。
  家父认为唐纵为人过于谨慎小心,凡事都要自己亲自去抓,若在他手下工作,日后很难发展;而郑介民则不同,他一向不爱抓具体事务,加之他身兼数职,既是北平国共和谈代表,又在参谋本部兼职。他在军统的工作等于完全交给了毛人凤。若选郑介民接替戴笠之职,也就等于让毛人凤来接管戴笠的职务一样,可以保持军统局原来的状况。
  在关于人选的讨论会上,家父便抢先提出让郑介民接替戴笠的职位。毛人凤自然很欣赏家父的提议,对家父的良苦用心也很感激。不过毛人凤并不甘心只做个代理的角色。戴笠去世后,他的野心就恶性膨胀起来,一心想登上军统局局长的宝座,名副其实地执掌戴笠创下的这份“家业”,而家父则正是帮他日后登上局长宝座的得力干将,所以,目的未达到之前,他对家父表现得非常热情、信任。家父也误以为毛人凤跟戴笠一样,视自己为亲信。
  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家父仍为保密局总务处处长。
  一年后,蒋介石又任命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野心勃勃的毛人凤以为郑介民当了次长,定会放弃保密局局长之职,自己这个副局长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局长的宝座了。孰料,郑介民不但不肯放弃保密局局长之职,反而又派了自己的亲信潘其武到保密局任主任秘书,具体领导局本部的八大正副处长。家父等八大处长对郑介民的这一安排极为反感。而他们的不满情绪却正好合乎了毛人凤的心意,他觉得,这正是利用处长们来挤走郑介民,夺取保密局第一把交椅的大好时机。
  一天,毛人凤借谈工作之名,把家父邀到自己家中,试探家父的口风。而家父那时正被死亡特务遗属的抚恤金问题和郑介民老婆胡乱报账之事,搞得焦头烂额。所以他一到毛人凤家就牢骚满腹地说:“我们目前的经费非常紧张。可郑太太还把她吃的珍珠粉、小孩买的玩具都拿来报公账,真是太不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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