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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北京


□ 王晓珏


  以沈从文来谈北京,也许大家会觉得不甚切题。首先,沈从文并非北京人,而是一生以“乡下人”自居的湘西凤凰人,甚至还不是纯粹的汉人,混合有汉、土家和苗族的血统。如果说这样以地域作为界定人的标尺,未免太过狭隘,犯了当年鲁迅在“京派”“海派”之争时写的《南人和北人》中所嘲讽的褊狭与小气,那么,似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与北京不甚相干。他的文学创作鲜以北京为对象,亘古如斯的湘西似乎是他所经营的惟一主题。然而,沈从文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却是紧密而奇特的。且不说从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到达北京,入住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六十一号湖南酉西会馆,直至一九八八年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楼的寓所谢世,沈从文先后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经历了北京/北平的历史沉浮变迁。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无疑曾是北平文坛的中坚人物。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以及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底在北平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经世报·文学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和《平明日报·文学副刊》四大刊物期间,沈从文培养和集合了北方一批青年文人。他的文学和历史观念的形成,也与这座以其独有的方式交汇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息息相关,且与之就现代性的理解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这种现代性的对话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更表现在对北京古城改造、古都文物和博物馆研究中现代和传统的接轨问题,以及如何融文物、文献和文学为一体进行历史书写等方方面面。
  首先要讨论沈从文四十年代有关文学和艺术的思考和实验性的写作,这些有关语言表述形式与困境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自觉的一次现代主义尝试。
  创作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间的《边城》一直被视作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最高点。此处限于篇幅,无法讨论沈从文早期的写作。但我以为,任何对《边城》以及其他有关湘西的作品的解读,都应注意“在京城写《边城》”这一特殊的时空框架。对沈从文而言,一生萦绕笔头的湘西,不仅是对乡土留恋难去的乡愁,更是一种对都市现代生活的对抗。湘西是他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的所在,他的记忆或文学虚构基于一种前历史的乌托邦式的时间与空间,并试图以这种时空建构来击破现代社会的“同一的空洞的时间”(本雅明)。所以,沈从文一直坚决地反对在北平和上海文学界出现的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现象。这一观点,无论在三十年代的“京派”“海派”论争期间,还是四十年代在昆明写下的一系列文论中,都十分清晰地一以贯之。
  沈从文对文学思考的侧重面在三十年代末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完成《边城》后不久,尤其在四十年代僻居云南呈贡县期间所进行的“内省”,从文学的功用与性质问题转到对写作本身以及艺术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思考。在这“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八年间,他经历了深刻的语言表达的困境以及其后更深的主体危机,并以《看虹录》为实验性写作探讨了新的语言表达和新的文学形式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少有的一次现代主义语言和审美危机的自觉和体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运动中,对语言和主体性危机的体悟和思考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不断异化的现代体验,主体越来越深陷于语言和审美的困境。其中标志性的文字首推世纪末维也纳现代派文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德斯阁下的一封信》,其中深入探讨了现代境遇中文字以及各类艺术表现力与自然的关系,文人的失语症等语言和表达危机。
  在《烛虚二》的题词中,沈从文写道,“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生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认为,在自然万物生命之中存在着超越具体时代政治和生命个体局限的永久的美,这种美无处不在,却又稍纵即逝,难以固定和捕捉,所以,他名之为“神”,为“圣境”,为“抽象”,为“生命之火”,为“最高的德性”。在沈从文看来,惟有超越具体“食,性”之“动物原则”之上的“生命”才能感受和捕捉到这种美和神性。所以,只有克服“贴近泥土”的遵循“动物原则”的“人”,才能靠近和得到真正的“我”,从而认识真正的“人”。这也正是他在六十年代写的《抽象的抒情》的题词“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深刻意义所在。
  这其中很明显带有弗洛伊德关于主体思考的影响。当然,有关主体思考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浪漫派最中心的问题。而沈从文的思考则更进一步。他认识到这种美是没有具体形式的,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如何用具体的形式保留和重现这种流动无定的抽象,成为困扰沈从文的最大的问题。他认识到,这种美的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极不具体,当然不能用具体之物保存)”。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坚固的材料,更完美的形式”来捕捉和保留这种抽象的美,却又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所在。这种美的“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因此,他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如何运用和经营文字,使之可能保存和重现这种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成为这一时期沈从文关注的中心。而小说《看虹录》是他在这一方面所尝试的最重要的文字实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在此做一次文本细读,而这样的细读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可以引导我们注意沈从文是如何以情欲来书写艺术,如何经营句式和文本结构,运用隐喻和转喻,从而模糊和消解主体与客体、作者与读者、各种具体感官之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以一种流动的形式来再现一种流动的美,保留瞬息即逝的神的印象。在自传体散文《水云》中,沈从文视这部作品为“就中且无一个文字”,“一本完全图画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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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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