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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毒”的语言解剖生存的“梦魇”(评论)


□ 王 川

  格致散文的核心内容是——记忆——那些来自生命和内心深处的暗红色印记。它没有绚丽色彩,缤纷浪漫,没有山川大地,亘古苍茫,甚至没有划过生存本身的一丝偶然的喜悦。她只是在叙述中试图找寻并恢复生活与生存的本相,在对记忆的挖掘中不停地观察和审视自己的独特经验,在想象与猜测中去填补那些日渐退色或丢失的以往,那些与自己深刻关联的人与事。她的讲述繁复、絮叨,却又从容、精细,生活在她的笔下慢慢展开,在浩渺宽展的水面上,那些细微的波浪清晰可见。它们是那样迷人,泛着粼粼波光;它们又是那样冷重,包容着一个人从无到有的一切。她冷静甚至有些冷漠地描述自己的成长与精神历程,警觉且不安地与外部世界长期对峙,她恐惧,焦虑,无助,迟疑,还有诸多迷惑,她似乎在用尽全力保护自己——那些在生活面前丧失了的安全感,用惊悚的双眼紧紧盯住那些潜在的威胁,随时准备发力、抵抗。同时,她又以冗长的回忆不断探寻自己的精神源头,用以考证或支撑那个现实中的脆弱自我,汲取着来自生命最深层的温暖和安详。在她冷峻、朴实且有想象力的文字背后,我们能看到她紧握双拳,浑身瑟缩,辗转反侧的世俗神态,也能看到她超然淡定,洞彻色界,神秘诡异的巫女之姿。她把“有毒”的语言注入了生活这巨大的“噩梦”体中,开始了热烈的讲述。她把丰沛的感觉纳入到准确细致的描绘中,把对外部世界的善意和敌意描绘得精彩丰满,淋漓尽致,摇曳多姿。
  出身满族的格致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代,从幼年到中年,他们的人生重叠着落后贫穷的计划经济到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的大跨越,迅速变化的社会是他们的人生背景,也构成了他们急速游移的精神背景。他们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和精神定位,却往往背负着各种或模糊或清晰的历史记忆艰难前行;他们心中隐现着未竟的理想,却被现实中许多莫名的力量拉扯得迷失着方向。甚至今天,他们还在不停地寻找,寻找那个难以说清的生命究竟,甚至仍在不停地追问意义的存在,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幼稚,执拗;迷惘,坚定。心怀隐痛,饱受折磨,却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在生存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失忆”是暂时的,一旦进入写作,过去的影像会首先浮出水面,并突破现实生存的遮蔽,渐渐清晰起来。他们的困惑似乎与生俱来,他们对未知的探求历尽艰涩,他们对恐惧的感触深锁于灵魂。这样的背景同样影响了格致的写作取向:回忆与纪念,观察与分辨,留恋与拒绝,接纳与反抗。格致的创作几乎杂糅了所有这些元素,于是,她笔下的生活总有诸多从尘土中泛上来的苦涩,晦暗,甚至阴郁,如褪色的伤痕。她在重新体验和界定个人的历史时,消解了散文中常见的温情与诗意,记忆压迫着她,除了还原真实,别的已经无暇顾及。她展示了一颗过度早熟且敏感的心灵,熟稔的生活表象通过独异的体验实现了一次次陌生化的呈现,使她的创作成为散文中的另类存在。她的细腻和敏锐达到了极致,她的目光因此变成了一把利刃,将生活的表皮剥离出去,只留下也许别人常常忽视的,或者并不愿意注视的真实。她被这些真实折磨着,被焦灼和诉说的欲望压迫着,不得不用笔去疏通阻塞的情感河道,去看护和抚慰随时有可能崩溃的心灵堤坝……然而,她表现得又是那么克制,小心翼翼,有时不惜绕道迂回、枝枝蔓蔓,但又始终扭头盯视,心无旁骛。这种耐力反倒成就了她的冷峻和犀利,使她的目光变得毒辣无比。
  格致的散文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她对恐惧的极度敏感。她的世界危机四伏。树上的蜘蛛,疯狂的汽车,怪异的梦魇,周边的人类,自己的生活,都成了她的恐惧之源。她像一个精神自闭者用惊惧的目光向自己的心灵深处不停地逼视。《利刃的语言》纪录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场景:买西瓜。但因为拒绝一个熟过了的西瓜,而与卖瓜的汉子几乎形成了“对决”。她觉得卖瓜者所表现的强硬是因为“有一个坚硬的支撑”,在她的目光和那把西瓜刀相遇时,她立刻感到卖瓜者的刀“是嗜血的”,而“刀是不甘堕落的,切西瓜实在是无奈之举,一旦有机会,它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真正的血液亲和的机会的。”在格致看来,刀是有语言的,“自从我的邻居二萍在一把切菜刀下变成一堆肉泥之后,我开始能听见刀说的话。”她在恐惧的威慑下冷静、仔细甚至从容地观察并品味着恐惧,寻找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微弱对抗,直至把慌乱变成镇定,把孱弱变成冷硬。在被放大的恐惧面前,她无处不在的体验惊心动魄。就连怀孕也被她视作一个“擅自闯入的生命”而恐惧不已,她甚至将它与死亡、战争联系在一起,而她的敌人正是她自己。看来,对于生育的恐怖由来已久,因为那剖腹产的一刀总算“解决了困扰了她三十年的事情”(《体育课》)。这是一个独特的、女性被迫看待生活的视角,因为自小感受到的男权力量的强大弥漫在她的潜意识里,让她深刻地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隐藏的杀机,体验到了女性生命的脆弱和精神的无助。这无疑也造成了她对当下生存的恐惧,仿佛世间的各类灾难随时都可能降落在自己和孩子身上。在《军用行李绳》中,她急切地寻找并依赖那条刚好能从窗口垂悬到地面的绿色绳索,在她看来,“它是危险降临时,我为生命留下的一条通道。”她甚至为自己的“神经质”找到了一个最合理、恰当的理由:危险“都喜欢新鲜的生命”。她的母爱膨胀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是因为她把生活视同于危险本身,她对恐惧的想象与体验异乎寻常。在她看来,那些曾经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东西随时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绳子被丈夫夺去,就等于安全被彻底剥夺,于是她只有“痛哭”,为连一条绳子都没有的“生命的赤裸无助而恸哭不止”。然而,格致纪录的恐惧并不是肤浅的表象,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应的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是对于存在意义的质疑、诘问,是对横亘在脆弱生命和强大外部世界之间那个无形力量的猜疑、警惕,她其实一直在寻找破解的途径,找到之前,她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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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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