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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为何要对中国文学“厚古薄今”?


□ 胡淼森

  中国文学没有义务满足汉学家所构造的位置与形象,更不能按照汉学家所设计的路径发展。
  
  2007年,德国学者、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在世界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走向大众化的同时过于粗俗,现代文学则更为精致高雅。汉学家对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迥异评价,引发了中国学界巨大争议,一时间,“五粮液”与“二锅头”的譬喻成了热议话题,旁及许多有关中国当代作家是否专业和刻苦、是更多压力还是更多欲望、外语水平和作家写作有多大关系等争论。有人说顾彬“爱之深责之切”,有人说他对当代作家不够尊重,也有人说汉学家挟洋文以自重……然而,在这一系列被传媒加工、夸张、脸谱化和庸俗化的事件当中,真正的学术问题却有被遮蔽的危险。要认清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必须从汉学家自身的谱系、话语与立场出发。
  
  “厚古薄今”并非个体事件
  顾彬为什么要扬“现代”而贬“当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指出:“五粮液”与“二锅头”的比喻只是表面,顾彬暗含的逻辑在于,现代文学价值高于当代文学,但现代文学作家要为这种状况负责,他们颠覆中国文学的古老特征,其消极影响却要由1949年之后的当代作家来承受,这是某种“虚无主义的隔代效应”。按照这种说法,当代文学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则是现代文学。
  顾彬最为心仪的中国文学不是现代也非当代,而是古代。这要从顾彬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说起,他1967年大学期间阅读了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从此抛弃了神学专业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的学术视野很快深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后者成为他构想的中国“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锅头-五粮液”事件之后,顾彬本人反复申说内心深处的一种“委屈感”,他不理解像自己这样一个四十年来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的人,为什么人们在热议诸如自己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话题时,忽视了自己的这种爱。对于自己的观点,顾彬进行了学理上的说明:“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当代文学……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不例外。”(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1页)
  看来,顾彬立论的依据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视为人类当前普遍的令人遗憾的处境,并将文学的盛衰视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然而,从中国文学在西方汉学界的形象来看,“厚古薄今”却可谓汉学通病,他们对于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戏剧、小说和古典散文)往往痴迷不已且流连忘返。18世纪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诗歌,《诗经》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中国文学的代表,在19世纪前后出现了三个译本。圣·德尼将《诗经》与西方诗歌开端《伊利亚特》作了对比,认为只有后者才能与《诗经》比较。20世纪初,法国的伯希和等汉学家不惜通过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材料的直接“占有”,而获得了对中国文学、艺术、文化和历史问题的发言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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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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