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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为何要对中国文学“厚古薄今”?


□ 胡淼森

  中国文学没有义务满足汉学家所构造的位置与形象,更不能按照汉学家所设计的路径发展。
  
  2007年,德国学者、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在世界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言下之意是当代文学走向大众化的同时过于粗俗,现代文学则更为精致高雅。汉学家对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迥异评价,引发了中国学界巨大争议,一时间,“五粮液”与“二锅头”的譬喻成了热议话题,旁及许多有关中国当代作家是否专业和刻苦、是更多压力还是更多欲望、外语水平和作家写作有多大关系等争论。有人说顾彬“爱之深责之切”,有人说他对当代作家不够尊重,也有人说汉学家挟洋文以自重……然而,在这一系列被传媒加工、夸张、脸谱化和庸俗化的事件当中,真正的学术问题却有被遮蔽的危险。要认清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必须从汉学家自身的谱系、话语与立场出发。
  
  “厚古薄今”并非个体事件
  顾彬为什么要扬“现代”而贬“当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指出:“五粮液”与“二锅头”的比喻只是表面,顾彬暗含的逻辑在于,现代文学价值高于当代文学,但现代文学作家要为这种状况负责,他们颠覆中国文学的古老特征,其消极影响却要由1949年之后的当代作家来承受,这是某种“虚无主义的隔代效应”。按照这种说法,当代文学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则是现代文学。
  顾彬最为心仪的中国文学不是现代也非当代,而是古代。这要从顾彬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说起,他1967年大学期间阅读了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从此抛弃了神学专业专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的学术视野很快深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后者成为他构想的中国“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二锅头-五粮液”事件之后,顾彬本人反复申说内心深处的一种“委屈感”,他不理解像自己这样一个四十年来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的人,为什么人们在热议诸如自己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话题时,忽视了自己的这种爱。对于自己的观点,顾彬进行了学理上的说明:“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当代文学……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不例外。”(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1页)
  看来,顾彬立论的依据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不如“现代文学”视为人类当前普遍的令人遗憾的处境,并将文学的盛衰视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然而,从中国文学在西方汉学界的形象来看,“厚古薄今”却可谓汉学通病,他们对于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戏剧、小说和古典散文)往往痴迷不已且流连忘返。18世纪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诗歌,《诗经》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中国文学的代表,在19世纪前后出现了三个译本。圣·德尼将《诗经》与西方诗歌开端《伊利亚特》作了对比,认为只有后者才能与《诗经》比较。20世纪初,法国的伯希和等汉学家不惜通过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材料的直接“占有”,而获得了对中国文学、艺术、文化和历史问题的发言权。
  相反,对待中国现当代作家,西方汉学家往往缺乏重视。当前西方各国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在西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并不占优势。美国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舒衡哲(Vera Schwarcz)、李欧梵、夏志清、叶威廉、王德威等,英国有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德国有顾彬(Wolfgang Kubin),捷克有普实克(Prusek,Jaroslav)、高利克(Marian Galik),瑞典有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相比于对于古代中国的热情而言,西方汉学界对于现当代尤其是当代中国作家关注度是不够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数也较少。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在欧美汉学界的影响力并不大。最早的鲁迅翻译与研究来自梁社乾、敬隐菊等华裔学者,而鲁迅同时代的欧美汉学家对他几乎没有关注。鲁迅后世的声誉则更多并非来自文学本身,而是来自他象征着没落、贫穷而又令人同情的中国。杰姆逊等西方学者干脆将鲁迅的《阿Q正传》视为“第三世界图景”,重视其故事价值而非文学价值。汉学界目前的工作还停留于将这些中国作家翻译、包装和推广到西方赢得读者,而对于20世纪中国作家尤其是1949年以后大陆作家的系统研究工作远未展开,研究某个人的专著并不多。联系到中国当前对于任何一位西方作家的研究,动辄有数十本乃至上百本专著的现实,反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目前美国汉学家代表人物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海外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严格来看,葛浩文只是优秀的翻译家,他的译文首先致力于做到“信达雅”,甚至为了西方读者阅读的需要会改变某些句式,为此还招致了厄普代克等不懂中文的西方作家批评,反映出从事中国最新文学作品研究和翻译的汉学家在西方并不掌握多少话语权。试想如果葛氏翻译的是一部《诗经》或《庄子》,大概厄普代克等人是绝不敢妄加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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