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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


□ 吴晓东

  在中国现代诗歌众多的群落和流派中,我长久阅读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尽管这一批诗人经常被视为最脱离现实的,最感伤颓废的,最远离大众的,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诗艺也是最成熟精湛的。“现代派”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常有的专注于诗艺探索的时代,诗人们的创作中颇有一些值得反复涵咏的佳作,其中的典型意象、思绪、心态已经具有了艺术母题的特质。这使戴望舒们的诗歌以其艺术形式内化了心灵体验和文化内涵,从而把诗人所体验到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所构想的乌托邦远景通过审美的视角和形式的中介投射到诗歌语境中,使现代派诗人的历史主体性获得了文本审美性的支撑。
  这批年轻诗人群体堪称一代“边缘人”。在三十年代阶级对垒、阵营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诗人们大都选择了游离于党派之外的边缘化的政治姿态;同时,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和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陌生感以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五四”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摧毁了他们纯真的信念,于是诗作中普遍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意向,充斥于文本的,是对“辽远”的憧憬与怀想:
  我觉得我是在单恋着,
  但是我不知道是恋着谁:
  是一个在迷茫的烟水中的国土吗,
  是一支在静默中零落的花吗,
  是一位我记不起的陌路丽人吗?
  ——戴望舒《单恋者》
  无论是“烟水中的国土”、“静默中零落的花”,还是“记不起的陌路丽人”,都给人以一种辽远而不可及之感,成为“单恋者”心目中美好事物的具象性表达。而“辽远”更是成为现代派诗中复现率极高的意象:“我想呼唤/我想呼唤遥远的国土”(辛笛《RHAPSODY》);“迢遥的牧女的羊铃,/摇落了轻的木叶”(戴望舒《秋天的梦》);“想一些辽远的日子,/辽远的,/砂上的足音”(李广田《流星》);“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戴望舒《烦忧》);“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和一些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何其芳《画梦录》)……在这些诗句中,引人注目的正是“辽远”的意象,其“辽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乌托邦情境所不可缺少的时空距离,这种辽远的距离甚至比辽远的对象更能激发诗人们神往与怀想的激情,因为“辽远”意味着匮缺,意味着无法企及,而对于青春期的现代派诗人们来说,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就越能吸引他们长久的眷恋和执迷。正如何其芳在散文《炉边夜话》中所说:“辽远使我更加渴切了。”这些“辽远”的事物正像巴赫金所概括的“远景的形象”,共同塑造了现代派诗人的乌托邦视景,只能诉诸诗人的怀念和向往。当现实生活难以构成灵魂的依托,“生活在远方”的追求便使诗人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投向只能借助于想象力才能达到的“辽远的国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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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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