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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


□ 李建军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中,契诃夫无疑是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的情绪。……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追求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他还准确而骄傲地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带有宗教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
显然,契诃夫身上并没有其他俄罗斯作家那样的很强的宗教气质。从这一点上看,他甚至是反俄罗斯的:如果说别的俄罗斯大师都抬头仰望星空,更关心如何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叙述灵魂的罪孽与拯救,那么,他则低了头望着大地,深情地凝望着大地上的草原、河流,谛听着远处传来的夜莺和鸫鸟的啼叫。平民的出身和早年的不幸,使他更关心的是世俗的现实生活,使他对生活中的残缺和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人性中的庸俗和丑陋的一面,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他多以身边的世俗生活中的人生世相作为写作的资料,但却能赋予它们以丰富的诗意和人情味。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的手段,改变现实生活中那些“小人物”的教养和气质。所以,他虽然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大师那样站在上帝之国俯视人间的苦难,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具有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作家最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关心“生活的意义”,“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同样,面对残缺和问题,契诃夫也向人们提出“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一类的问题,只是,他的问题多是此岸的,而不是彼岸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假如想了解这一点,你只需读读他的短小精悍的《我们的行乞现象》就够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契诃夫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缺乏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因此,在像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那样的著作中,你很难找到契诃夫的名字。当然,这与他过早去世有极大的关系。四十四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确实太早了——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年纪。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爱伦堡才怀着高度的敬意和沉重的惋惜替他辩解:“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在重病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始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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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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