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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斯也许不会谴责?


□ 殷 实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在位于伦敦菲茨罗伊路二十三号的住处打开煤气自杀身亡。此举使她诗篇中萦绕不去的死亡主题最终得以展开,并以令人伤痛的音符戛然而止。之后不久,在大西洋两岸,随着她的诗集《阿丽尔》、《巨人》,诗剧《三个女人》,以及长篇小说《钟形罩》的出版,人们对她的惊人诗才崇拜有加,据说无数女性读者在她的诗作中发现了似乎是自身都拥有的灵魂焦虑与幻灭冲动。她被归入到“无法回答的女性挑战”的代言者之列,更有人试图评估她“对争取女权运动的贡献”。另一方面,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也使许多熟人、亲友和同辈诗人——特别是她的丈夫特德·休斯(一九三○ —— 一九九八,以诗集《雨中鹰隼》等闻名,曾获英国“桂冠诗人”称号)陷于窘境,她的被指情感激烈、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复仇女神式的愤懑”与咄咄逼人,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让一些一度和她关系切近者耿耿于怀。W.S.默文(美国诗人)的妻子迪多·默文在忆及西尔维亚的文章中,称西尔维亚·普拉斯是“一个遭受天谴的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詹姆斯·考夫曼在二○○四年四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中称,与小说家、剧作家和其他作家相比,诗人去世更早,“原因可能是他们受到折磨,易于自杀。或者是诗人成名早,所以早逝更引人注目”,而“女诗人患精神病的可能远远大于其他类型作家,而且比其他杰出妇女更有可能患精神病”,他将此现象称之为“西尔维亚·普拉斯效应”。这位研究员最后发出的令人兴味索然的提示是,诗人不应当发愁,而应当注意健康!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故事的确有演变为经典范例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演变,传记的版本增加多少,意见无非两种:或者我们接受一个为形形色色人间力量所磨难与戕害的灵魂的哀叹,或者我们挑剔其极端心态和所谓不健全人格。两种意见都会遇到知音,这取决于历史、心理、文化和时代的不同。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趋向于各取所需,诗人的面目完全有被出于实用目的而塑造的可能。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漓江出版社曾出版一本《美国自白派诗选》,西尔维亚的诗作即有入选。其中的《拉扎勒斯女士》、《爹爹》等诗所透露出的乖戾的“死亡”喜好、对生命的非完美状况的强烈质疑就令人印象深刻,“先生,上帝/先生,魔王/当心,当心,/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吃活人就像呼吸空气”(西尔维亚:《拉扎勒斯女士》)。这种一再与逝者而不是“活人”沟通的做法,一开始就是很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父亲或某个男友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她的诗作中,被定位为一个倾听者、对话者,或者是一个受诅咒的、可以尽情控诉诅咒的对象,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不再是一个活者而使西尔维亚的“发作”成为毫无忌讳的,她的诗作因此具有异乎寻常的冒犯与挑衅的姿态,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她生来便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并且总是怒气咻咻。有意思的是,这本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写作方法与修辞策略,但在其追随者那里,就会成为女性觉醒力量的一个源泉,在其批判者眼中则不过是弗洛伊德关于仇父心理之类的某种文学投射(病例)。她写作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开始在想像中处理“现实”时,她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将不会从这里逃出!现在有两个‘我’/这个新的绝对纯洁的人和旧的胆怯的人/而那个纯洁的人当然是高人一等”(西尔维亚:《敷着石膏的时刻》)。这使她常处在与普通感情或寻常人生相敌对的位置。一方面,她处理的“材料”来自身边现实,甚至就来自亲人至爱,另一方面,她的想像力则使这些素材成为充满不幸与可怕灾难的世界的部分实质,她对之无情揭露大加鞭笞,或者是谨慎地肯定。结果,她的气质,或者是她本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反复无常喜怒不定的类型。因为极难区分,一个艺术家,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一个为名利心所鼓舞的年轻母亲这些角色,就容易相混淆。事实上,所谓“自我矛盾的悲剧性格”、“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些标签,并不适合西尔维亚。在极少的情况下,梦幻和诗歌示意我们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诗人正是站在入口处想要验明出入者正身的人,尺度严明,条件苛刻,态度友善或无情。这是并非一般善的原则指导下的中正平和的精神制度,而是更趋向于极端、狂热、褊狭和冷峻的创世雄心,可能只趋向于美;在更多的情况下,诗人及其作品则与荒诞无稽、出言不逊或歇斯底里难脱干系:“我的头是日本图纸上的一轮月亮/我的金子般被鞭挞的肌肤/无限地鲜美,无限地昂贵” (西尔维亚:《高烧103°》)。在某种程度上,诗人是那种分享了上帝的秘密的人,既铭记爱,也了解灵魂的黑暗,所以不免沾上一些撒旦的习气,常常会无所顾忌地咆哮,甚至幸灾乐祸地亵渎。对尘世的语言而言,就更加明显:“死亡,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种艺术/我会把它处理得非凡的好”(西尔维亚:《拉扎勒斯女士》)。
  如果仅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话,西尔维亚所留下的问题也许不致过于复杂,我们阅读和评判其作品就是,崇敬,或者是将它们抛到一边。但西尔维亚的死与一种通俗意义上的道德范式及喧嚣一时的女性主义有关,这就引发出了奇怪而混乱的、没有头绪也没有结果的审判:她与丈夫特德·休斯情感破裂的具体原因和她在精神世界里的走投无路被纠缠在一起,她的凄凉辞世及其诗作中最为鲜明的困惑与愤怒,与女性读者觉察到的先知式的呼号,被牵连到一起。结果是,全世界都只知道一个至多两个故事,一些诗歌研究者则只把西尔维亚解读为饱受伤害的女性抗议者的文本。一九九八年,特德·休斯出版一册弥漫着悔恨与挚爱、追思与怀念的《生日信札》,似乎是在惯常的传说之后加上了某些注释,然而,《生日信札》仍只是诗歌,是漫漫岁月给予休斯先生的单独的馈赠,西尔维亚的生命与诗,还是如同谜一般无解,至少对中国读者来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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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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