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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的一份异议



  在布朗案过去近半个世纪后,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自己当起了首席大法官,召集了包括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和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在内的八位顶尖宪法学者组成了一个模拟的最高法院。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重写著名的布朗案判决。当九位大法官把各自撰写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时,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与五十年前那份九比○全体一致的意见不同,在这其中居然出现了一份异议。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唯一的一份异议竟出自这个模拟最高法院中唯一的黑人教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
  那么,是什么让贝尔这位曾与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并肩奋战的民权斗士、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的律师、种族批判理论的教父写下了这样一份反对意见呢?
  
  布朗案后五十年:从空幻的希望到重新隔离
  
  贝尔对布朗案的不满,首先是因为它“承诺了那么多,却实现了这么少”。布朗案一纸判决虽然推翻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但五十年后,公立教育中的种族融合虽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但也的确存在很大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模拟法庭的九位成员之间倒是存在共识。巴尔金教授对另外八位成员发出的邀请就是,在目睹了半个世纪来发生的一切后,你会怎样重写布朗案判决?显然,这五十年中的确发生了一些值得重新审视当初判决的事情。
  在“后布朗案时代”,美国社会在消除隔离进程中都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五十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即第一份布朗案判决后的十年; 第二个阶段则是从一九六四年直到今天的这段时间。
  就第一个阶段而言,正如杰拉德·罗森伯格(Gerald Rosenberg)在《空幻的希望:法庭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吗?》一书中告诉我们,布朗案后十年“一切照旧,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布朗案判决后,下级法院分别批准了两种消除种族隔离的计划——就近入学和自由选择。选择自由方案意味着所有父母每年有一次机会为孩子选择任意一所前白人或黑人学校,然而白人家长显然不会去选择前黑人学校,而黑人家长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威胁和骚扰也不敢选择白人学校。最高法院在一九六九年时基本放弃了这一方案。就近入学方案带来的是校车计划,黄色校车奔驰于各个学区之间,满载着整车的白人或黑人儿童去进行种族融合。许多白人家长为了避免黑白同校,纷纷选择搬离市区,让自己的孩子在郊区的白人学校或私立学校入学,这就是所谓的“白人逃跑”(white fight)现象。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根据罗森伯格的统计,在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南方,一九五四年黑人儿童在白人中、小学就读的比率是0.001%,在第二份布朗案判决后上升到了0.12%。而到了一九六四年,仅有2.3%的黑人儿童在白人中、小学就读。十年时间,从0.001%到2.3%,难道这一切真的不过是一个“空幻的希望”吗?
  罗森伯格认为前十年“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原因是最高法院单枪匹马作战,而《一九六四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有钱有权的行政、立法分支开始介入。仅从数据上看,这种介入的确产生了一定效果。在一九六七年,黑人儿童在白人学校就读的比例一下子上升到了13.9%。与此同时,消除隔离也从中小学公立教育逐渐蔓延、扩张到社会其他领域。然而,伴随着效果出现的却是民情的反弹。如果说在理念上抽象地谈“平等”还比较容易获得认同的话,那么当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人利益时,问题就大不一样了——当白人家长看到自己年幼的孩子因为法院的校车计划每天花两个小时颠簸在路上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时,当一名普通的白人看到自己上大学或找工作的机会因为矫枉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而失去时,原来仅限于南方的抵触和反感就逐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而这种民情上的变化很快就会导致政治气候的变化,民权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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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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