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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


□ 许俊雅

  摘要:1911年梁启超访问台湾,与台湾雾峰林家以及栎社诗人有广泛接触和交流,对殖民地台湾的政治、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近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证之两者间的影响所在:政治上鼓励台湾文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具体对抗策略,文化上强调祖国文化的传统和联系,文学上推广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具体的写作技巧。
  关键词:梁启超;日据时代台湾;雾峰林家;栎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3-0152-12
  作者简介:许俊雅,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国 台北 106)
  
  甲午战败后,清廷允诺割让台澎,举国哗然。梁启超代表广东公车190人上书慨陈时局,坚拒和议,力言台湾不可割让。这是梁启超与台湾建立关系的开始。台湾割日之后,大陆来台文人不少,章太炎、辜鸿铭、江亢虎、郁达夫都曾来台一游或小住一段时间,而梁启超来台,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独的一次。台湾之行,其“进步的”、“民本的”政治思想和渊博的学问,深深影响台湾的士绅遗老,著名的诗社栎社诸贤尤其受到影响。诗人林幼春(南强)先生有一首“陪任公先生,分得‘面’字韵”诗云:“十年读公书,一旦识公面。初疑古之人,并世无由见。及此慰平生,春风座中扇……”①可见其心情一斑。任公辛亥年游台影响之说,过去在文献上有叶荣钟、黄得时诸氏的阐释②,新近材料逐渐公开,提供了再进一步思考研探之可能。有关影响之说,既无法具体量化,当事人也多半未有片言只字直说其渊源传承,本文仅就笔者新近整理的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发现的新材料,予以合理推测,分就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文学上的三方面影响,叙述任公此行对台湾对栎社文人的深层意义与影响所及。
  
  一
  
  1907年春③,栎社诗人林献堂首次游日本,6月与甘得中归次奈良,巧遇梁启超。双方谈及台湾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和台胞如何争取自由平等的问题,梁认为,中国在30年内绝无能力助台湾争取自由,故不可轻举妄动作无谓牺牲,并针对台湾情势告之曰:“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无一幸存。最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①意即现阶段宜结交日本中央政界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致过份压制台人。任公又有“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夕之遇,诚非偶然”②,言之委婉动人,不胜唏嘘慨叹。林氏颇受感动,几至泪下,梁任公一席谈话,对林献堂个人的思想与行动,以及日后政治运动中实行的非暴力的民族运动,应有深刻影响。因为“以当时日人在台湾政治力量之强大,与夫台湾地理之特殊环境而言,台人之政治运动,必不容有流血革命之出现,即使出现,亦必无成功之可能,然非任公之真知灼见,掬诚相告,则台人为争取自由,或不免多所牺牲也”③。辛亥春,梁任公应雾峰林家邀请,偕其女公子(令娴)及汤觉顿来台游历,林献堂扫榻以待,迎往雾峰莱园之五桂楼。
  当时日人占据台湾已十有六年,台湾与大陆之间信息完全隔绝,所谓教育仅旧式之书房。日人施之现代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其便利殖民统治之工具,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对近代思想、近代知识,与国际情势有所接触,但毕竟不普及。栎社成立初期,其性质固然主要是文人藉吟咏以寄托牢愁,有着“以弃人治弃学”④的无奈心态。但梁启超来台之游,除在台中与栎社诗人及中部文人举行诗会外,并在雾峰林家数日,讨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民族运动诸问题,并开列东西方书籍约达一百七十余种⑤,殷殷劝勉林献堂、林幼春诸人:“不可以‘文人终身’,必须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⑥,期许台湾文人当积极关怀台湾的未来,以实际行动争取台湾人的权益、改善台湾人的待遇。此观念影响栎社社员颇深,从此,栎社的属性产生质变。其核心成员上世纪20年代分别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即使栎社的最初发起人林痴仙,台湾割日后,悲愤填膺,欲哭无泪,原先一直以“遗民”自居,心态消沉。但梁氏访台后⑦,他在献堂、幼春的带动激励下,也一改颓唐心态,热衷文化、政治运动,积极参与台中中学的设校,对殖民政府教育政策之偏差,提出不平之鸣,亲撰《筹设中学启》、《中学校募集序》二文。1914年板垣退助来台鼓吹创立同化会时,积极参与,一度上京(东京)亟思有所做为而未果,遂抑郁而终。
  林献堂受梁任公之启迪亦深,栎社因之染有政治社彩,非普通诗社可比。栎社社员中,不少持有强烈民族意识者,不但写诗,且意图改善日政殖民差别,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人士,1914、1915两年,多数核心成员投入板垣退助的“同化会”与“台中中学校”设校活动,以振文教,达德成材①。林献堂、蔡惠如即于1919年联合留居东京的台湾青年组织启发会。1920年,林献堂与蔡培火、杨肇嘉呼吁日本当局撤销“六三法案”,台湾总督为之惊骇。20年代以后,栎社的核心成员更进而投入风起云涌的文化抗日运动,以具体行动参与社会改革。林献堂后又与其它社员陈怀澄、连横及南投罗万俥、彰化王敏川、雾峰林攀龙、林资彬、清水蔡培火、台北林呈禄、台南吴三连组织新民会,会员一百余名。由新民会指导青年学生组织青年会,林献堂被推为会长,并于1920年创刊“台湾青年”杂志,1922年后改称“台湾”,并发展为“台湾民报”,迈向台湾新文化,促进民主政治运动的抬头,成为台湾人民唯一的喉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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