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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理论、方法和在中国的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 杨曾辉彭永庆

  杨曾辉 彭永庆

  2011年6月25日至27日,生态人类学理论、方法和在中国的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和吉首大学联合主办,由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承办。与会的20余位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幕式由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教授主持,吉首大学副校长钟海平教授、《民族研究》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分别致辞。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议题进行了讨论。

  (一)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方法创新

  研讨会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方法创新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吴文藻、费孝通等民族学人类学前辈十分关注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由于当时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的关注点难以聚焦在生态问题上,因而影响了生态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建设。我国现在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需要与主流社会、主流思潮和主流问题接轨。这不仅可以深化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可以为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林耀华先生与苏联专家联合开展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此项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端。后来的学科走向,片面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的作用,忽视了民族文化和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阻碍了生态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是重头做起的。

  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张曦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生态人类学和发展经济学平行演进的过程,不无遗憾地指出,生态人类学和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本来有一个相互合作和推进的机会,但却擦肩而过了,表现为弥尔顿和拉帕波特等人对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共同体”的误读。直到20世纪末期,新一轮的发展经济学出台后,两个学科的结合才得以重启。目前,对斯图尔德的理论亟待创新,必须注意到人类在借助文化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刷新了自己的观念,而观念的改变并不能与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保持同步,其生态后果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负面作用。这应当成为生态人类学理论探讨的新领域。日本学者田中二郎正在从事这一研究工作,其研究结果将支持环境文化共生理论的新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教授立足于生态史研究的需要,强调了多学科结合、跨文化视野的方法论价值,特别是田野调查方法对生态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她还指出,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历史积淀,有助于复原人为扰动下生态递变的历史过程。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美国学者的跨学科研究为依据,强调生态人类学应该服务于具体环境治理的需要,认为国外的这些具体经验可以为生态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带来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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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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