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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设计艺术的影响


□ 陆宇澄


内容摘要:本文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谈起,分析其在社会生产各方面的体现,阐述了汉代设计艺术主要受其影响并与之息息相关的结论。
关键词:阴阳五行五德汉代设计艺术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十分广博而又精深的社会思想,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宇宙起源的宇宙论,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模式等社会历史学说,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内容和形式。而作为中国古代现实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一项方法论来说,不论是人们日常生产活动中指导农时、安排农耕,还是民间习俗中选择住宅地、墓地以及婚丧日期,乃至中医、相面术等,无不与阴阳五行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论是中国传统的官方正统文化,还是民间的大众民俗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闪耀着这一思想学说的缕缕光照 。
在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路线,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儒家的无名作者所著的“易传”。前者传有《洪范》和《月令》,强调五行而不提阴阳,“易传”则强调阴阳,对五行只字未提。到西汉史家司马谈的时代,这两条思想路线已经互相混合了,所以《史记》把他们合在一起称为阴阳家。《汉书·艺文志》中的阴阳家分为两类,凡自成一家言如邹衍之书者,多归入《诸子略》“阴阳家”,而“虽有其书而无其人”的实用书籍则归入《数书略》“五行类”,可见是属于同一来源。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儒、墨、道、法这几种当时的“显学”成为后世思想的主潮,就思想成就而言,阴阳家自不能与其相比,但它对汉代的设计艺术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阴阳家出于方士,倡阴阳五行说,即用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五行间既有循环的“相生”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有循环的“相胜”即“相克”关系,如“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对其后中国政治和社会心理皆有广泛影响。中国古代的宇宙观认为,一切事物皆有阴阳之分,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组成,阴阳在这里成为五行的原动力。
先秦时期,阴阳和五行的思想已经大行其道。古代的都城布局包括了与阴阳五行有关的许多数字,如四方八位,是以城中心为中宫,把周围分为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块,组成九宫图。《周礼》中井、邑、丘甸、县都是四分的里制。《周礼·考工记》记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龙九,以象大火也;鸟七,以象鹑火也;熊旗六,以象伐也;龟蛇四,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说的是车的设计,体现“天圆地方”、尊“礼”定制的观念。以“盖弓二十有八”,象征二十八宿,提到“大火”、“鹑火”、“伐”、“营室”以及“弧”等古星宿名,对前四星还有每宿星数的暗示,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二十八宿的起源有参考价值。《考工记》作为先秦时期制订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工作的技术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阴阳五行说在后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决定性原因是通过秦始皇把它纳入制度体系之中,而且作为政术,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去。汉承秦制,由于秦的历史十分短暂,汉代实际上面临的还是战国动荡后残破的现实,所以汉代没有余力去追求华饰之美,以朴质的心态在“独尊儒术”之中渐渐形成自己深沉宏大的胸怀。汉初君臣从秦亡中得出教训,实行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黄帝、老子)政治。所谓黄老政治,实质是稳定封建统治恢复封建经济的方针。汉代装饰观念的质朴自然和设计艺术中深沉雄大的风格,从根本上来说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和无为思想的产物。汉高祖建立西汉后,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旧有服制,以黑色为服装的主色。汉文帝当政时,比较俭朴,与百官同穿黑色衣。东汉光武帝时期,对服装、车辆等用色作了规定,以赤色为最尊,标明汉朝应有的“火德”。并制定百官以“五时服色”,随季节更换服装。按“四时”迎气,立春之日于东郊,此时的车、和服装用青色;立夏之日于南郊,此时的车、和服饰皆赤色;立秋之日于西郊,此时的车、和服饰色皆黄;立冬之日于北郊,此时的车、和服饰色皆黑。
汉代人思想的主体,是阴阳五行。根据土克水的理论,汉朝正式改制是在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书·武帝纪》中有:“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如果说儒家思想为中国古代设计提供了设计的宗旨,那么阴阳五行思想就为设计定下了具体的模式,即一切设计应以能与天地相通,即能够“天人感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新儒家学派代法家而成一尊。董仲舒把阴阳五行与儒家的等级名分主张附会在一起,来解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认为皇权出于天命,皇帝的一切行为都体现了天的意志。这时期的儒家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在思想和政治中搞神秘主义,儒家逐渐离开了早期那种具有古代人道主义精神的“仁礼”体系,而强调“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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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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